宏观调控再思考时间： 2016-04-03信息来源：李扬　作者：hjr_admin　责编：

　　内容提要：全球金融危机发生以来，就宏观调控而言，理论层面少有变化，但在实践层面，新生事物却层出不穷。发达经济体与中国各具特色，前者采用了部分新做法，而后者则提出了许多新的思路。值此全球经济深度调整、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的新时期，对近年来国内外宏观调控方面的理论与实践经验进行总结确有必要，这将有助于我们正确理解当前我国宏观调控过程中所面临的一些现实问题。
    　关键词：宏观调控 经济新常态 货币政策 财政政策
    　中图分类号：F0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770(2016)01-07-04
 
    　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前二十余年的全球经济“大稳定”时期，宏观经济理论的发展相对缓慢，宏观调控的实践也较为稳定，格局相对简单。以美联储为例，在格林斯潘主事的长达十九年的时间内，美联储货币政策所擅长的似乎仅为加息或减息，即便是在2002年“9.11”恐怖袭击的非常时期，格林斯潘也只是启动了备用支付清算系统，这一举措固然突出了支付清算功能对于货币政策乃至整个金融体系稳定的重要性，但并未对金融宏观调控理论和实践的发展产生十分显著的推动作用。
 
    　全球金融危机发生以来，理论层面的变化仍然不多，但实践层面的新事物却层出不穷。在这方面，发达经济体有部分新做法，中国也提出了许多新思路。值此全球经济深度调整、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的新时期，对近年来国内外宏观调控的理论和实践进行总结，确有必要。
 
    　一、有效宏观调控的前提：准确判断经济波动的性质
 
    　对于宏观调控而言，准确判断经济波动的性质至关重要。众所周知，宏观调控的金科玉律是“逆风向而动”。但在具体的调控操作过程中，我们首先需要判定“风”的性质：它从何处刮来，特征是什么，强度如何，变化趋势怎样，可持续性如何等等。概括而言，经济波动主要可区分为三种情况，一是短期冲击，二是周期性变化，三是长期趋势变化，应对性质不同的经济波动，宏观调控格局存在巨大差别。
 
    　倘若判定经济波动源于短期冲击，如石油或大宗产品价格暴涨暴跌，宏观政策应遵循“不过度反应”的准则。因为就政策效果而言，宏观政策不仅在解决当下的经济波动方面作用不大，还将会对今后（明年甚至后年）的经济运行产生较大的影响。因此，如果冲击是短期的和局部性的，采取剧烈的反应不但无济于事，反而有可能给今后的政策造成障碍。所以，面对此状，宏观当局应当谨慎行事。
 
    　如果判断经济波动源于周期性变化，那就应当采取应对周期性的调控措施。所谓周期性，系指经济波动具有循环往复的性状，即：经济增速有升有降，而且周而复始。设法“熨平”周期，是针对周期波动的宏观调控政策的要义。确定增长率、物价、就业等宏观调控主要指标的“合意水平”，并采取各类调控手段使上述变量保持稳定，是应对周期波动的宏观调控的基本格局。在操作上，实施“单一规则”，即：确定货币供给等宏观调控变量的某一稳定水平，无论经济如何波动也不轻易改变，是一种格局；实施“相机抉择”，即：灵活、即时地实施反向调控以应对经济波动，则是另一种格局。近年来，多数国家的宏观调控当局均选择使用单一规则来作为“熨平”周期波动的主要政策工具。
 
    　如果认定经济的波动呈现出某种长期趋势，使得经济的潜在增长率和资源利用能力长期偏离其当前的均衡位置，并可能形成一种新的均衡位置，宏观调控应当采取比较剧烈的手段。这样做的目的，一方面是迅速、大规模地对某一不合意的状况进行干预并尽可能地予以扭转，另一方面则是让社会公众迅速产生新的预期并尽快适应新的格局，形成调控当局所希望的一致行动。
 
　　本轮全球危机就是一种因长期趋势发生变化而产生的长期经济波动。正是认识到了这一点，美联储在2008年便断定这是一次“百年不遇”的大危机，其基本特征之一就是存在长期产出缺口。美联储因此将其宏观政策发挥到了极致：利率水平一举降至百分之零到零点二五，货币供给量也几乎扩大至无限。在发达经济体中美国经济之所以率先复苏，在一定程度上与他们正确地判断形势并采取了正确的宏观调控举措密切相关。美国此次的调控实践值得我们认真思考。因为，当前中国所面对的经济波动同为一种趋势转变的状况。
 
    　二、价格调控和数量调控均有市场化与非市场化之分
 
    　在国内，一种较为普遍的看法是，“价格”调控手段优于“数量”调控手段。大家都认为，价格调控手段是市场化的、是先进的；而数量调控手段则是非市场化的、是落后的，因而需要改革。我认为，这实际是误读了价格和数量的关系，误读了市场调控和非市场调控的关系。我们必须清楚：在市场经济的正常状态下，量、价反向变化是一种常态。举例而言，在市场经济国家中，若要将利率水平向下调整，其具体的路径就是由货币当局在市场上不断购买有价证券（通常是无风险的国债），并通过这一渠道增加市场上的货币和信用供给。在需求不变的条件下，供给增加必然引起价格（利率）下降，如此反复施为，市场利率将逐渐被“逼”至“理想”的政策水平，当局的市场购买行动便可就此停止，一项利率调整的政策便告完成。应当说，在我国，由于存在多重管制，货币的量与价之间并无必然联系，因此，利率手段的运用在多数情况下并不伴随着量的变化，政策利率的变化并未引发资金供求关系的相应变化，因此，在那些不受管制的市场中，利率走势就极有可能与政策利率不相一致，套利行为由此产生，进而弱化了价格调控的实际效力。通过解析市场经济中量、价调控的具体实施过程，我们便可知晓，无论是数量调控还是价格调控，都有市场化和非市场化之分。也就是说，利率手段固然可以被市场化地加以使用，但亦可被高度行政化地使用。历史上，我国曾规定过数百种利率，生产红领巾适用一种利率，生产小学生作业本适用另一种利率，如此等等。如若将此种利率调控看作是市场化调控，显然是不顾事实的。反观当下，我国的利率手段在多数情况下仍被行政化、非市场化地使用着。以调整利率为例，我们通常的做法只是“宣布”某一个利率水平的调整，多数情况下并未顾及与之相对应的数量关系的变化。事实上，没有数量变化与之配合的价格调控，本质上只是一种再分配手段，其调控效力将大打折扣。
 
    　当然，我们也注意到，在本轮危机中，价、量的调控手段在一定情况下可被分离使用，但这也仅发生在非常极端的情况之下。美国本次推出“量宽”，同时保持利率在零水平上不变，是因为经济中已经出现了信用危机，货币政策陷入“流动性陷阱”，现实运行中确实发生了货币供应量充裕但信用却相对萎缩的状况。我们希望强调的是，货币、信用、金融等我们惯常等价使用的概念，其本质并不相同。正是由于借助正常的市场机制已无法有效地将货币转变为信用，货币当局才不得已实施了“量宽”，即：直接向市场投放货币，借此增加社会信用。
 
    　三、宏观调控的潜在重要目标：劳动生产率
 
    　传统上，宏观调控有四大目标，即：充分就业、物价稳定、经济增长及国际收支平衡。从发展角度看，这四大目标是被逐渐提出并逐步加至政策清单中的。从实践角度看，目前尚未有任何国家的宏观当局均衡着力以追求四大目标的同时实现。在现实中，促进就业和反通胀往往是多数国家宏观调控的主要目标。更有甚者，部分国家在某一时期，调控当局特别是货币当局仅以追求物价稳定为主要目标，并就此形成了“通货膨胀目标制”。然而，充分就业、物价稳定等等仅仅是被宣布的外在目标，如若深入分析货币当局宏观调控的具体实践过程，就会发现，有一潜在目标更为重要，那就是劳动生产率。我们注意到，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决策时并不单独关注物价、工资率等的变化，通常他会将上述变化与劳动生产率的变化进行比较，如果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超过物价上涨，超过工资率上涨，那么他就认定经济没有出现问题，货币政策应维持不变。这一实例佐证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即：宏观调控应密切结合实体经济的状况。在此，劳动生产率所代表的是实体经济的某些变化，而货币利率、物价水平的变化则发生在虚拟经济层面。如此，只要此类虚拟经济变量的变化尚未对实体经济产生抑制性的影响，经济自身就不存在太大的问题，宏观政策也无需有大的动作。
 
    　四、互联网时代，宏观调控的要义应为“说实话”
 
    　传统上，宏观经济政策，特别是货币政策是借助“货币幻觉”来发挥作用的，其传导过程为：调控当局在保密状态下制定出某项调控政策，并在某天突然向社会公布，因为此项调控出乎大多数人的意料，企业和居民之经济活动的成本收益、收支格局及现金流状况受到冲击，人们由此产生了必须调整自身经济活动的强烈意愿而且确实进行了调整，宏观调控预期目标就此达成。在理论和实践上，基于货币幻觉的传导机制早已备受质疑，如今更是鲜有提及，这一变化的深层次原因在于基于信息经济学的“理性预期理论”的产生。上述理论认为，企业和市场完全可以理性地预测到调控当局的各种政策及其可能带来的冲击，从而预先行动，进而使得调控政策“失灵”。在实践中，这种变化是由市场一体化深入发展、经济不断信息化所导致的。
 
　　如今，无论是货币市场还是资本市场，债券市场还是信贷市场，国内市场还是全球市场，所有市场均密切、平滑地相互关联，任一市场中发生的任一变化都会即时传导并影响其他市场。尤其是在互联网经济深入发展的当下，信息几乎可以即时获得并传导，市场的平滑性及均匀性大大加深。在这种条件下，企业和市场所获得的信息量并不少于宏观调控当局，他们所掌握的有关宏观调控的手段、传导、时机和目标等等的知识也与调控当局相仿，甚而超出。面对这一格局，宏观调控的要义应为“说实话”，以期借此获得社会公众的信任与配合。换言之，对宏观调控政策而言，透明度和可信度可谓两大关键要素。例如当前，美国正在上演着“透明度”的戏码。美联储早就宣布将会加息，并公布了加息的理由，市场也已根据这一预期进行了相应的调整。而往往到了开会议息之时，就会有人以市场走势的变化或若干指标为论据，提示加息时机尚不成熟，如此等等。在近两年的时间内，美国的调控当局借用此种方式与市场、与全球反复博弈。在这样的格局下，即使某日美联储真正宣布加息，其影响也将远没有想象中那么剧烈，因为所有的政策影响均已产生，所有的调整亦已进行完毕。美联储的调控例证告诉我们，在市场一体化、均匀化，市场信息高度透明化的情况下，在经济体系已经高度互联网化的条件下，调控者与被调控者间存在的是合作博弈的关系，两者间唯有反复“对话”、反复“协商”，调控目标最终才能得以实现，并产生“合作剩余”。作为调控者，其首要功能是引导社会预期，将其引导至调控者设定的理想轨道之上。在信息化社会中，合作博弈离不开反复磋商、深入沟通，政策的透明度和可信赖性关乎政策的成败。仍以美联储为例，每一次议息会后，联储都会将会议纪要及投票结果公诸于众，包括支持、反对、弃权的委员人数，支持的理由，反对的原因等在内的众多信息均被记录在案。反观我国，宏观调控似乎仍为保密工作，决策依据、决策过程等未曾对外公开。政策的调整也大都选在周末公布。更有甚者，某些调控政策仅在一定时间、一定范围内“传达”，不对外公开。对此，我们有理由发问，经济活动全体企业、居民均参与其中，调控政策既然希望对全体企业和居民产生作用，为何不让大众清楚地了解实情？如果大众并未掌握实情，又谈何“统一思想”并“认真地加以贯彻、落实”？我认为，互联网时代既已来临，我们的宏观调控决策机制也应与时俱进。
 
    　五、忽略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协调配合的状况必须改变
 
    　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间的协调配合可谓老生常谈，事实上，在任何时期、任何条件下，两者均需密切配合，一方面因为两者的操作对象均为货币资金，存在协调配合的基础和条件，另一方面，财政部门与金融部门间在货币资金上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存在协调配合的必要性。应当说，对这一重要问题，近年来我们确实有所忽视，至少在宏观调控的决策层面，这一问题并未被认真、系统地提及。而今，伴随着经济进入新常态，忽视两者间协调配合重要性的状况必须加以改变。我们欣慰地看到，在十八届五中全会建议中，“协调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已被正式作为宏观调控的改革目标列示。为了更好地构建我国财政、货币政策有效配合的框架，我们首先必须分析经济、财政和金融领域发生了哪些重要的变化。
 
    　经历了上世纪70—80年代的金融创新，如今，我们的整个经济活动均实现了金融化，或是类金融化。换言之，几乎所有的经济活动中都渗透进了金融因素，几乎所有的经济活动均在以金融运行的机制运作。财政活动的金融化现象同样十分明显。现在，一方面，财政支出愈加借助发债的形式来进行筹资，另一方面，日益增加的国库资金也正逐步以金融运作的方式来实施管理。事实上，2014年有关预算法的争论便已不绝于耳，焦点之一就是财政、货币两大当局机构在争夺国库现金的管理权。在国外，国库现金管理制度早已形成，由于国库现金大规模地采用了金融方式管理，多数国家的财政部事实上已经发挥起了第二央行的功能。问题在于，无论我们是否觉察，巨额财政收支事实上均在发挥着货币政策功能，这是客观事实，若我们依然对此不察，宏观调控的许多问题就将陷入盲目。
 
    　反过来看，金融看起来似乎无所不能、无所不在，但所有的金融问题又都归结为财政问题。这一点，在金融危机期间体现地异常清晰。关键在于，金融部门出现的所有问题最终均需使用或依托国家信用加以解决，金融系统的不良资产需借助国家的资财加以“吸收”。即便是美国此类市场原教旨主义国家，当危机深化到一定程度时，也不得不采取国有化的办法来解决问题。所谓金融系统的国有化，就是指用财政政策来解决货币金融政策解决不了的问题。
 
    　我们必须贯彻落实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立即启动对于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协调配合问题的研究。四十余年前，金融学界泰斗中国人民大学的黄达教授曾著过《财政信贷综合平衡导论》一书，有一节名为“犬牙交错的结合部”，其中描述的便是财政部门和金融部门之间复杂的货币资金关系。较之老一辈专家的学术视野和曾经达到的理论高度，我们如今事实上有所倒退，如今的宏观研究者已极少关注两大部门间的资金关系，也很少关注两大政策之间的协调配合问题。当然，在实践层面，两大部门的协调配合问题始终为调控当局所关注。在危机之前，我国的主要任务是反通胀，在某次宏观政策讨论会上，财政部一位副部长曾说过：近年来中央国库现金日益增多，增加了央行基础货币的供给，这就意味着，财政政策无意间支持了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应当说，这一表述有着相当深刻的洞察力。遗憾的是，这些年来，如这般具有洞察力的研究和政策确实不多。
 
    　作者简介：
    　李　扬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中国社科院原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