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区域协调发展的绩效测度时间： 2019-03-15信息来源：《区域经济评论》2019年第1期 作者：邓宏兵 曹媛媛 责编：qgy 平 萍
摘 要：2012—2016年中国区域协调发展呈现如下特征：中国经济、社会、生态三大系统中，生态指数明显高于经济指数和社会指数，表明生态文明建设成效显著；中国整体的协调发展呈波动上升趋势，协调发展理念的提出有利于中国经济、社会、生态三大系统的协调发展；东部地区协调发展水平最高，而东北部地区协调发展水平逐渐下降，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协调发展水平缓慢上升。因此，应加大对东北部地区经济、社会、生态发展的扶持力度，同时增强东部地区对其他三大区域的提升带动作用。
关键词：协调发展；经济—社会—生态；城市；四大区域
中图分类号：F06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766（2019）01-0025-08 收稿日期：2018-11-10
*基金项目：2017年度中国地质大学（武汉）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学科建设计划“习近平区域发展战略思想及‘五大发展理念’绩效测度研究”（MX1708）。
作者简介：邓宏兵，男，中国地质大学（武汉）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武汉 430074）。
曹媛媛，女，中国地质大学（武汉）经济管理学院硕士生，湖北省区域创新能力监测与分析软科学研究基地硕士生（武汉 430074）。
2015年10月，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该建议首次提出“五大发展理念”——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其中“协调”是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前提，是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的继承，更是对于科学发展观的更高要求。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同时提出区域协调发展等一系列重要战略，协调发展已经成为中国现阶段发展的重要要求之一。那么，中国现有的区域协调发展政策是否取得一定的效果？中国区域协调发展处于哪个阶段？未来中国区域协调发展该如何推进和改善？从经济、社会、生态三大系统出发，笔者经过对中国28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协调发展研究，并从时空的角度探索中国各区域经济、社会、生态发展的协调性，以期为中国各区域三大系统间的协调发展提供可行路径。
一、文献综述
关于区域协调发展的内涵，学界的观点众多。本文在辨析协调发展的内涵和本质的基础上，构建综合性的指标评价体系，并对区域协调发展的对策进行系统梳理。
1.协调发展的内涵和本质
学者对协调发展的共同认识主要体现在：将协调发展视为相关区域之间的互通开放、相互关联，区域间共同持续发展，且个体之间差异逐步缩小。学者争议的焦点主要体现在：一类观点将区域协调发展看作是区域内部经济、社会、生态、资源等系统之间的协调可持续发展；另一类观点则更加强调区际之间经济关系的协调发展，而非区域内部各子系统间的协调发展。本文认为，区域协调发展是指在开放互通的前提下，在区域整体及各子系统统筹发展的同时，各区际之间的经济发展差距逐步缩小并朝着共同富裕方向努力的一种状态和过程。区域协调发展的主要机理是：在市场和政府的双重作用下，通过形成区际间互相促进并影响的行为，推动产品、要素和资源的区际合理流动，增进区际之间的联系，从而使得各区域之间发展差异在逐渐缩小的同时，整体区域及各子区域不断向前发展，并推动共同富裕发展目标的逐步实现。
2.协调发展的指标体系及方法研究
学术界关于区域协调发展的评价主要是使用协调度、协调发展指数等指标，通过构建综合性的指标体系来进行评价。评价指标体系的建立是区域协调发展研究的一个热点和难点，一般的研究多集中在经济、社会、人口、资源、环境等几个系统之间协调度的测定上。国内学者设置和筛选评价指标的方法主要有理论分析法、频度统计法和指标评价法。其中，理论分析法主要是依靠理论分析综合评价者或专家的经验判断来进行评价，能够平衡评价者较大主观性的缺点；频度统计法主要是使用概率分析等方法进行综合评价；指标评价法主要分为综合指标体系评价和层次指标体系评价。另外，还有学者研究区域协调发展定量评价理论模型，主要有协调度模型、发展度模型和协调发展度模型。从研究的趋势来看，区域协调发展的内涵和外延得到不断拓展，因此评价目标出现了多元化，指标选择也从传统的经济指标向经济、社会、环境等多指标的方向演进。由于区域协调发展系统是一个复合系统，只要子系统划分不同，研究结论就会不一样。而且，基于不同的研究视角，对区域协调发展内涵的定义不同，对同一区域的评价结果就会不同。较多学者从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四个方面构建了“四化”协调发展水平指标评价体系。还有一些学者构建了“五化”（即城镇化、信息化、工业化、绿色化、农业现代化）指标评价体系。
3.区域协调发展对策研究
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对策研究一般是基于两个视角：一是针对区域发展中存在的不协调问题提出解决措施；二是基于国际经验的视角，借鉴吸收其他国家在区域协调发展上的经验。如范恒山（2011）的研究表明，为了缩小中国地区差距，促进区域协调发展，需要把实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与推进形成主体功能区结合起来，把缩小地区发展差距与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结合起来，把优化发达地区发展与扶持欠发达地区发展结合起来，把深化国内区域合作与扩大对外开放结合起来，把发挥优势、加快开发与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结合起来。姜文仙等（2009）总结了不同学者关于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对策，主要包括：引导产业转移，促进区域合理分工；消除体制和政策障碍，促进要素合理流动；重新划分经济区域，优化空间结构；借鉴国外经验，发挥规划和法律的作用。为了促使区域协调发展，学者们对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政策进行了研究。如在财税政策方面，王曙光等（2017）的研究表明，财税政策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正负效应并存，正效应主要是指通过税收、转移支付和财政支出等财税政策工具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负效应主要是指财税政策会限制地方经济发展以及加剧地区之间的不平衡发展等。在公共服务均等化政策方面，王波（2016）认为，中国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发展可分为三个阶段：二元供给模式阶段、差异逐步扩大阶段和发展一体化阶段。主要通过在基础教育、基本医疗卫生事业、基本社会保障发展等方面加强对欠发达地区的倾斜投入。
二、研究方法与指标体系构建
首先我们对数据进行无量纲化处理，再运用熵值法计算各指标权重，最后运用线性加权模型计算三大系统的发展指数，得到经济发展指数、社会发展指数和生态发展指数。
1.研究方法
运用算数平均值计算三大系统综合发展指数，由于经济、社会、生态三个系统对于整体的区域协调发展具有相同的重要性，因此取三者的权重均为1/3。借助物理学的耦合协调模型得到经济、社会、生态之间耦合协调度。耦合度只能表示相同地区三大系统之间相互作用程度的强弱，但不能表示每个地区这三大系统的区域协调发展水平的高低，因此，运用协调度来测度各区域子系统之间的协调状况以及区域子系统发展水平。
2.指标体系构建
国内外学者对于区域协调发展绩效测度指标评价体系有很多方面的研究，本文参考现有文献并在此基础上，遵循科学性、系统性、代表性等原则，同时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取性和可操作性等多种因素，共选取29个指标，构建了经济、社会、生态三大系统的指标体系（见表1）。其中，经济子系统从经济水平、经济结构、经济效益、经济外向度四个方面选取了10个指标，社会子系统从基础设施、社会保障、科教水平三个方面选取了14个指标，生态子系统从资源利用和环境保护两个方面选取了5个指标。其中，在指标标准化处理时，失业率、人均居民用水量、单位GDP电耗和单位GDP“三废”排放量4个指标采取负向指标计算方法处理，其余25个指标采取正向指标计算方法处理。
3.数据来源
中国实行（地级）市管辖县的行政体制，地级行政区的管辖范围相对较为稳定。本文以2012年中国地级行政区（地级市、自治州、地区和盟）为标准进行研究，其中不包含香港、澳门、台湾这三个地区，个别地级行政区由于数据缺失等问题（三沙、铜仁、毕节、六盘水）没有列入本文的研究范围，由此得到285个研究单元（为方便描述，文中统称城市）。2015年，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本文主要考察在“五大发展理念”提出前后，中国经济、社会、生态三大系统区域协调发展的变化趋势，因此将研究区间定为2012—2016年。
本文所需社会、经济、生态统计数据主要来源于2013—2017年的《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以及各省市的统计公报。其中个别缺失数据由插值法获得。
三、研究结果
针对上述实证研究，我们从四大区域视角和市域视角分别分析中国经济、社会生态三大系统协调发展水平的时空特征。
1.中国三大系统整体区域协调发展水平分析
图1和图2分别为中国2012—2016年经济、社会、生态三大系统以及综合指数在这五年间的变化趋势和中国2012—2016年三大系统的协调耦合度在这五年间的变化趋势。
从图1可以看出，首先，中国经济、社会、生态整体变化不是很大，增长缓慢。其中一部分原因是中国面临产能过剩的问题，产能过剩意味着大量资源的浪费，不利于生态保护；产能过剩将会导致企业产品积压，利润下滑，会导致宏观经济供给过剩，投资下降，影响经济增长；在去产能的过程中，会产生企业停产，失业率增加等问题，影响社会稳定。还有一部分原因是：中国各地区之间发展存在差异，收入分配不均，贫富差距较大，东部沿海城市和一些省会城市的三大系统发展指数仍呈现增长的态势，但一些内陆城市三大系统发展指数变化不大甚至下降，导致中国三大系统发展指数平均水平变化不大。其次，中国三大系统的发展指数中生态发展指数明显高于经济发展指数和社会发展指数，这表明“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决策颇有成效。中国一直高度重视环境污染防治问题，近年来一直大力推行清洁生产，发展循环经济，严格执行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开展环境保护专项行动，严厉查处环境违法行为，大气污染、水污染防治工作积极推进，主要污染物减排目标基本实现，环境质量持续提升，中国的生态环境得到显著改善。
从图2可以看出，中国整体的经济、社会、生态三大系统协调发展水平总体呈现波动上升趋势，且长期处于中低水平和中等水平。协调度由2012年的0.32提高到2016年的0.35，耦合度由2012年的0.27提高到2016年的0.31。值得注意的是，2013年和2014年两年协调度明显下降，且在2015年和2016年明显回升。由图1可知，协调发展水平下降原因是由社会发展指数下降所导致的。2015年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协调发展是其中关键的一大发展理念，该理念的提出促进了中国经济、社会、生态三大系统间的协调发展，促使2015年之后中国整体的协调发展水平略有上升。2015年，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研究经济结构性改革和城市工作。2016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把“去产能”列为2016年五大结构性改革任务之首，并明确了“多兼并重组，少破产清算”的思路，这一系列的举措使得中国整体协调发展水平在2014年之后呈现上升态势。
2.四大区域视角下中国三大系统协调发展水平的时空特征
本文将所研究的285个地级市及以上城市划分为四大区域。其中，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海南等10个省市在内的87个城市；中部地区包括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等6省在内的80个城市；西部地区包括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内蒙古、广西等12省份在内的84个城市；东北地区包括辽宁、吉林、黑龙江等3省在内的34个城市。
从区域角度来看（见图3），中国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四大区域的经济、社会、生态协调发展水平在这五年间呈现以下三大特征。
第一，2012—2016年中国东部、中部和西部三大区域的协调发展呈现总体上升的趋势且2014年之后增长明显，而东北部地区则呈现整体下降的趋势，且在2014年之后提升幅度较小。东部地区的协调发展水平较高，2012—2016年协调发展水平由0.36增长到了0.42，2014之前年变化不大，2014年之后增长幅度较大。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协调发展水平变化趋势一致，2014年之前略有下降，2014年之后增长较大。东北地区2014年之前协调发展水平下降幅度较大，而2014年之后增长较小。从国家发展政策上来看，2015年习近平同志系统论述的“五大发展理念”中“协调”的发展理念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四大区域的协调发展，但是由于东北地区属于老工业基地，产能过剩的问题一直困扰着东北老工业基地经济、社会及生态的健康发展，导致东北地区整体协调发展水平低于其他三大区域，且2012—2016年协调发展水平整体下降。2015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的《关于全面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的若干意见》，为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振兴指明了方向，对于东北地区整体协调水平具有促进作用，使东北地区协调发展水平有所回升。
第二，东部地区的协调发展水平明显高于中部、西部和东北三大区域。由图4可以发现，综合发展指数较高的地区协调发展度相对较高，而综合发展指数较低的地区协调度较差。东部地区的综合发展指数明显高于其他三大区域，这是经济、社会、生态发展差距共同作用的结果。改革开放以来，党中央为了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在东部地区设立经济特区并在财政投入上给予支持，使得中国东部地区经济迅速发展，外资纷纷流入东部地区，大量人才向东部地区集聚，导致中国东部地区经济发展明显高于其他三大地区。经济发展带动了医疗服务、生活环境、保险制度及交通方式等社会环境因素，且东部地区以高新技术产业和新兴服务业为主导产业，对于生态环境的破坏较小。
第三，自2014年起，东北地区的协调发展水平与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差距呈现扩大趋势。从2008年开始，中国经济面临下行压力，2013年下行压力进一步变大，由图4可以看到，2014年之前，中国四大区域综合发展指数都呈略微下滑的趋势。伴随着中国出台的一系列调整经济稳增长、稳需求、调整结构、培育新兴增长动力的政策，2014年之后，东部、中部、西部三大区域在协调发展水平上均有所增长，尤其是东部地区，因其本身发展优于其他地区，在2014年之后综合发展指数大幅上升，同时协调发展水平迅速增长。而东北地区2012年协调发展水平高于中部和西部，2016年协调发展水平已经成为四大区域中协调发展水平最低的地区。由于自2012年起，中国工业增速在持续波动下降，而中国正处于从高速增长阶段向中高速增长阶段或中速增长阶段换挡的经济增速换挡期，导致作为中国经济“铁锈地带”的东北地区在经济转型的压力下陷入困境。2011年以来，东北三省经历了一次非常短暂的高速增长之后，再次跌入低增长，2013—2014年增速明显低全国平均水平2—3个百分点，其中，工业增速下降最为显著。致使东北地区的综合发展指数上升缓慢，协调发展水平与其他三大地区逐渐扩大。
3.市域视角下中国三大系统协调发展水平的时空特征
将协调类型分为高（0.5—0.85）、中高（0.4—0.5）、中等（0.3—0.4）、中低（0.2—0.3）、低（0.1—0.2）五类。同时，将综合发展水平分为高（0.5—0.8）、较高（0.4—0.5）、较低（0.3—0.4）和低（0.2—0.3）四类。
从市域视角来看，中国285个城市2012—2016年协调发展水平主要呈现四个特点。
第一，协调发展水平呈现波动上升趋势，2016年半数以上城市协调发展水平为中等偏高。2016年，协调发展处于高水平的城市有33个，相比2012年增加了18个；协调发展处于中高水平的城市有34个，相比2012年增加了5个；协调发展处于中等水平的城市有114个，相比2012年增加了25个；协调发展处于中低水平的城市有97个，相比2012年减少了44个；协调发展处于低水平的城市有7个，相比2012年减少了4个。其中，中等偏高的城市有181个，占比63.5%，表明大部分城市协调发展处于中等偏高水平。
第二，协调发展水平处于高水平的城市大多处于东部地区，且不断向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扩散；协调发展水平处于低水平的城市，由中部地区、西部地区逐渐转移到东北地区。2012年协调发展处于高水平的城市共有15个，其中12个城市处于东部地区，2个城市处于西部地区，1个城市处于东北地区；2014年协调发展处于高水平的城市有14个，其中12个城市处于东部地区，1个城市处于中部地区，1个城市处于西部地区；2016年协调发展水平处于高水平的城市有33个，其中19个城市处于东部地区，5个城市处于中部地区，9个城市处于西部地区。2012年协调发展水平处于低水平的城市共有11个，其中包括6个中部城市、4个西部城市和1个东部城市。2016年协调发展水平处于低水平的城市共有7个，其中包括5个东北地区城市，2个西部城市。2010年开始，西部大开发战略进入加速发展阶段，由2012—2016年西部地区协调发展水平处于高水平的城市数量的增加以及处于低水平的城市数量的减少可以看出：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对中国西部地区城市的协调发展水平有明显的推动作用。由2012—2016年东北地区协调发展水平处于高水平的城市的从有到无以及处于低水平城市的从无到有可以看出：中国东北地区的区域协调发展急需相关政策的扶持，实施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是21世纪非常关键的重大决策，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是推进老工业基地全面振兴的关键时期。
第三，285个城市的协调发展水平具有明显的城市集聚特征。协调发展水平处于高水平和中高水平的城市大多位于东部沿海地区，主要集中在环渤海经济区、长三角城市群和珠三角城市群。2012年，协调发展水平处于高水平和中高水平的城市中有59.10%的城市来自这3个区域；2014年，协调发展水平处于高水平和中高水平的城市中有63.42%的城市来自这3个区域；2016年，协调发展水平处于高水平和中高水平的城市中有50.75%的城市来自这3个区域。
第四，通过对比2012年、2014年、2016年285个城市的协调发展水平与综合发展指数的空间分布，可以发现综合发展指数高的城市与协调发展水平高的城市基本一致，且存在相同的发展趋势。综合发展水平高的城市大多集中于东部沿海城市和省会城市，协调发展水平高的城市也多集聚于东部沿海城市和省会城市。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285个城市的综合发展指数处于波动增长的状态，2012—2016年，285个城市中综合发展指数处于低水平的城市由3个减少到0，处于较低水平的城市由198个下降到124个，处于较高水平的城市由76个上升为143个，处于高水平的城市由8个上升为18个，这个发展趋势与协调发展水平相一致。
四、对策建议
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从整体上来看，虽然中国整体综合发展指数变化不明显，但是中国经济、社会、生态三大系统的耦合协调水平在波动中增长且长期处于中低水平。从四大区域视角分析，中国东部、中部和西部三大区域的协调发展呈现总体上升的趋势且2014年之后增长明显，而东北地区则呈现整体下降的趋势且在2014年之后提升幅度较小；东部地区的协调发展水平明显高于中部、西部和东北三大区域，且自2014年起，东北地区的协调发展水平与东中西部地区差距呈现扩大趋势。从城市角度分析，协调发展水平呈现波动上升趋势，2016年半数以上城市协调发展水平为中等偏高；且协调发展水平处于高水平的城市大多处于东部地区，并不断向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扩散，协调发展水平处于低水平的城市，由中部地区、西部地区逐渐转移到东北地区；中国285个城市的协调发展水平具有明显的城市集聚特征，主要集中分布于环渤海经济区、长三角城市群和珠三角城市群；与综合发展指数空间分布对比可知，综合发展指数高的城市与协调发展水平高的城市基本一致，且存在相同的发展趋势。
在全球经济深度调整和中国发展进入新常态的背景下，为实现中国经济、社会、生态三大系统的协调发展，必须同时兼顾这三大系统的发展。从生态的角度，应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在生产和生活中，坚持把保护生态作为基本原则，坚持绿色发展，同时鼓励创新，为生态文明建设注入新动力。加强生态文明的宣传，倡导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提高全社会的环保意识。大力发展知识技术密集型、新能源、新材料工业，大力推进节能减排，加大环境保护和生态文明建设力度。从社会的角度，增强社会保障，改善基础设施建设，通过相关政策鼓励生育来解决中国人口老龄化问题，同时，通过产业由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转移来解决人口红利消失问题。增强教育和科研经费的投入，提高居民文化水平及国家科技创新能力。从经济的角度，应提高企业创新能力，加大对人才的培养及投入力度，推进产学研一体化建设，加快科技成果向市场转化，推动企业升级，实现产品结构向高、新、尖转移。这三个方面既相互独立又协调统一，经济发展是社会保障的前提，经济发展模式的改革有利于生态环境保护，生态环境保护有利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升，增加社会福利。中国区域协调发展应力求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与生态效益共赢。
从空间角度出发，中国经济—社会—生态协调发展水平高的城市大多集聚在环渤海经济区、长三角城市群和珠三角城市群三大区域，这三大区域均为东部沿海地区，中西部及东北部的内陆地区的城市协调发展水平普遍较低，只有个别省会城市协调发展水平较高。因此，应坚持实施中国的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积极推进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促进中部地区崛起，鼓励东部地区率先发展，继续发挥各个地区的优势和积极性，通过健全市场机制、合作机制、户主机制、扶持机制，逐步扭转区域发展差距拉大的趋势，形成东中西互相促进、优势互补、共同发展的新格局。东部沿海地区的城市应利用自身便利的交通和区位优势、丰富的创新人才、开放性政策等优势条件，保持经济平稳增长，增加社会福利，增强创新与知识溢出效应，带动内陆城市发展，同时要改善生态环境，注重绿色发展，争取做到绿色发展项目化、工程化。中部地区的城市应发挥自身承东启西区位优势，吸收东部地区知识溢出的同时推动西部地区的发展。西部地区的城市应利用自身自然资源丰富、劳动力成本低以及西部大开发战略等优势条件，努力发展经济，完善基础设施，同时建立自身的核心经济城市，通过核心城市辐射带动周边城市，在经济发展的同时要坚持生态优先，不走先破坏后治理的老路。东北部地区的城市应利用自身雄厚的工业基础，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针对中国当前产能过剩的问题，实施走出去战略，将市场扩展到海外，延续产业的竞争优势，增加就业，同时通过产业转型升级，发展新兴产业，推动经济增长，加大环境保护力度，发展循环经济。
除此之外，中国四大区域在实现经济—社会—生态协调发展的同时，还应加强区域间的沟通交流，进行资源共享与优势互补，增强四大区域之间的协调发展，沿海地区带动内陆地区，提升总体经济—社会—生态协调发展水平，最终解决中国“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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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ordinated Development Performance in China
Deng Hongbing Cao Yuanyuan
Abstract: Based on Chin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