厘清城镇化发展的八个关键性问题（下）时间： 2014-04-22信息来源：周子勋 作者：admin 责编：
在发展大中城市还是重点发展小城镇道路的抉择上，一定要尊重市场调节人的迁移和产业发展的规律，不能逆行。建设和形成一个——每个人通过自己的努力都可以实现美好生活；一小部分群体，国家帮助；人人努力、有竞争、有效率、有国家兜底的、充满活力的社会。
时报访谈
问题四：城镇化路径
中国经济时报：为什么城镇化需要总体战略、路线图、时间表？
周天勇：现在有个两难问题，即现在的城镇化由谁来制定？是政府机构来制定，还是发动民间智库来制定。政府制定是传统模式，发动民间研究机构能客观中立一些。我认为必须综合各方意见和集思广益，制定一个科学的城镇化发展战略，比如说考虑多长时间、城市化的人口比例达到多少、考虑体制变不变、未来半城市化和城市化怎么并轨、设多少市等等，这些都得有总体的目标，目标定好以后要有路径，路径是解决物的城市化、解决市民的城市化的关键思路。路径确定以后要有重大的措施，财政支出结构怎么调整，医疗保障体系怎么建立，只有这样才能一步一步地推进。
问题五：城镇化重点
中国经济时报：推进城镇化重点在发展小城镇是否准确？
周天勇：现在城镇化有两种倾向：一种是大城市，靠都市圈、城市带来推动经济增长，土地经济密度高、投入少。第二种就是小城镇，因为集中发展大城市面临就业、交通、环境资源的问题。我觉得这两种都是错误的。首先，人往哪里流动是一个市场调整的过程，哪里有就业机会，人就往哪里流动，这就是机会引导。其次是收入工资以及生活成本问题，收入高的地方，人口向其转移。最后是自己和后代的发展问题，主要是看自己发展有没有事业的机会，学校和教育水平如何，要对自己的下一代着想。越是农村、小城镇，就业和事业机会越少，收入水平低，教育质量不高；相反，城市越大，则越好。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发展什么规模的城镇和城市，政府只能引导，但是绝对不可能主导。
小城镇面临几个问题：一是小城镇发展什么产业，从工业经济角度来看，小城镇、小城市不可能发展综合门类的产业，规模越大的城市，产业越能综合地得到发展。二是如果小城镇单独一两个产业它发展什么？哪个产业有优势，地理、资源、交通成本等等多种因素需要考虑。三是发展小城镇，引进产业，用什么优势吸引？没有产业怎么有就业机会？产业发展是一个市场调节的过程，政府不可能主导。
我觉得在发展大中城市还是重点发展小城镇道路的抉择上，一定要尊重市场调节人的迁移和产业发展的规律，不能逆行。
当然，控制大城市，第一，需要用经济手段，如家庭生活成本和收入的比较，如果对家庭生活成本政府补贴过多，甚至比小城市还要优厚，那么，人口只能往那里流动，不可能调节向小城镇。第二，地理上政治文化中心与经济中心要分离，否则，人口都往多中心叠加的城市集中，再加上建设的行政力量，规模无法控制。第三，曾经的地改市、市管县的体制，从税费分成、转移支付、行政审批、经济效率等各个方面，都形成了抑制县域经济和小城镇发展的体制障碍，要真想发展小城镇，首先要改革市管县为省直管县的新体制。
问题六：城乡统筹
中国经济时报：城镇化究竟怎样实现城乡统筹？
周天勇：我觉得城镇化中的城乡统筹，有几种不同的思路：一种是，加大农村的投入，重点放在农村，包括新农村建设，消除城乡之间的差异。第二种就是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反哺农村。但是我觉得这两种思路，都是有问题的，都受到市场经济规律的约束和限制。第一，我觉得农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下降是必然的，人的意志一点办法都没有。第二，农村能不能发展，工业和城市愿不愿意反哺农业和农村，基本上还是由市场调节决定的。工业企业和城市居民到农村去投资，是要赚钱的，不可能利益受损去反哺。如果农民弱势，一些去农村的企业，对农业和农民，盘剥会更加厉害。
我认为上述两种想法是静态的固定的思维方式，这种提法很好听，但是没有实际效果。因此要动态考虑问题，比如一个农民现在种6亩地，那么能不能通过转移人口统筹，让一个人种50亩地呢，这样就能提高农村和农业的劳动力效率。第二个是首先要减少农业的劳动力，及农村的人口。农业本身发展，要规模化、现代化，基础就是要人口减少。更少的劳动力利用既定的资源，更少的农村人口分配规模经营后的产出，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城乡差距。
问题七：土地体制
中国经济时报：为什么土地房屋体制改革是城镇化的关键？
周天勇：我认为现在城镇化过程中大量的矛盾都是由于土地和房屋体制不顺导致的，实际上就是土地体制所固有的两个问题：一是政府主导土地资源分配，二是土地产权不清。低价征地，而地价房价上涨，实际上就是转移了农民的相当多利益。一个未来社会极不稳定的隐患性的问题是，现在已经进城的3亿多农民人口没有住房，未来还有4亿左右农民要进城，怎么解决他们的居住，路线和方案，似乎还没有想好。有些国家是用贫民窟方式解决的，如巴西、印度等。有人提出，可以向新加坡学习，给他们建公、廉租房，甚至提出，政府建了，给每户分一套。这是一种乌托邦。中国的生产力水平还很低，人口太多，地区之间发展极不平衡，未来养老缺口将非常巨大。如果政府将教育、医疗、养老和住房，都背在自己身上，财政无疑会破产，下场会比希腊还要惨。
还有一个隐患是，如果不提前有一个解决6亿到7亿进城农民人口的住房问题的思路和综合性方案，任其发展下去，十到数十年后，7亿左右无自己住房的后进城人口租住2亿左右有多套房的城市原居民的房，形成食利的房主和将自己工资40％交房东的佃民两个阶级。过去的城镇收入差距，将转入城市，形成新的收入和财富巨大差距。
防患于未然，必须改革土地和房屋体制。一要改造未利用土地，扩大土地供应，消除弱化目前土地指标分配带来的影响。二是全部土地国有化，然后延长土地使用年限，确权发证。三是所有土地平等入市、挂牌交易，都要按市场价格等价交换。四是废除政府土地出让金，改成房地产税及其交易税。不动产税的开征要有几个配套条件，延长住宅使用年限；房屋中所含的过高的出让金要退税；对低收入、退休和失业群体要有特殊政策。
另外，在解决中国城乡居民居者有其屋的问题上，要解放思想，允许小产权房和集资合作建房，只要符合规划和建设标准，自然人和法人可直接购地建设住宅等等。要解决中国7亿左右城镇化中人口的住房，多渠道、多种形式，发挥各方面的积极性，总比单一渠道、一个形式要好得多。何况，我们目前商品房的体制，以及建保障房的幻想，解决7亿左右人的住房问题，根本没有出路可走。
问题八：建设什么样的城镇化社会
中国经济时报：到底想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城镇化社会？
周天勇：我认为需要建设一个充满活力的城市化，这个意思就是说，你把人弄到城市里以后，政府主导的福利化的城市化是不可持续的。两项制度的建立是非常重要的。一是教育公平。要加大教育的投入，把义务教育从9年扩大到12年，要给每个人公平的、同等的能力，不能因为是穷人上不起高中、大学，而富人能上得起，导致富人的能力比穷人强，这样过去的城乡贫富差距就会在城镇中新移民的代际之间进行转移、继承。国家必须解决这方面的问题。比如农民的儿子成绩很好，可能上别的学校收费很高，但是可以上军校、师范、农业院校、矿业院校，国家在这方面应加大资助。这是建立公平社会的一项最重要的制度。
另一个是需要形成底层人士向上流动的制度，就是进入城镇的，都能干成事。政府要提供一种制度的条件，绝大部分人只要有能力，勤奋努力，就能够成功。主要指创业的准入条件、政府监管、税费水平等等创业的环境。如果政府设置的准入条件特别高，税费特别多，那么底层人士就失去了向上流动的通道。这个通道顺畅，才能产生更多的中小企业和中产阶层。
未来中国城镇人口达到80％，每个人通过自己的努力可以实现美好生活，一小部分群体，国家帮助，要建设和形成一个人人努力、有竞争、有效率、有国家兜底的、充满活力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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