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7月10日，在“天安数码城杯”第一届全国大学生发展经济学论文大赛开幕式上，南京大学原党委书记、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洪银兴发表了题为《进入新发展阶段经济学理论的重大转变》的演讲，以下是演讲内容的速记整理。

今天在南京大学举行第一届发展经济学的论文大赛，我觉得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情，因为中国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构建新发展格局，最需要的是我们发展经济学理论的支撑。最近中央决定要搞几本中国经济学的教材，我和郭熙保，还有明天要到场的刘守英，有幸我们三位的教材都已经入选了中国发展经济学的教材，正好这一次大赛把我们三家领头人都请来了，这样就会使我们这次大赛意义更加重大。我们三家也在按照中央的要求把中国发展经济学的教材编好，把学科建设好，更重要的是发展经济学的研究要能够真正的后继有人。现在中国来讲最大的问题就是发展问题，尤其是在我们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以后，我们要转向的现代化建设，而转向现代化建设就有一系列重大的理论问题需要我们去研究。所以我今天趁这个机会，我想谈一下进入新发展阶段以后，经济学理论有哪些重大的转变？我一共想讲十大转变。

我想我们进入了新发展阶段，我们需要回应新发展阶段重大的发展问题。大家都在谈新发展阶段，我觉得作为新发展阶段最重要的是三大特征：第一个是我们进入了上中等收入阶段。过去的发展经济学面对的是贫困阶段、低收入阶段，因此我们的发展理论讲的是摆脱这个低收入阶段，但是我们现在进入了一个上中等收入阶段，一会儿我会谈到进入上中等收入阶段有哪些重大理论问题。第二个，现在全面小康社会已经建成。这次总书记在“七一”讲话上已经庄严宣布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绝对贫困问题在中国已经消除，因此我们下一个阶段就要开启现代化建设的新征程。第三个发展阶段特征，就是我们面对着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当时总书记提出这个概念的时候，我们还没有完全理解。但是现在我们越来越发现，确确实实我们面对的国际经济环境是百年未有。

所以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发展经济学的理论需要创新，按照熊彼特的讲话，创新就是创造性毁灭，既然是创造性毁灭，我觉得就有几个否定：一个要否定流行的发展经济学原理，因为现有的西方发展经济学基本上面对的是低收入的贫困过程所提出的一些理论，那么我们现在进入上中等收入阶段，小康社会已经建成，这个时候有许多发展经济学理论可能就要否定。第二、要否定在低收入阶段曾经有效指导发展的理论。大家回忆这40年来，我们可能有好多理论，比如以高积累高投资率支持经济增长，比如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来推动城市化、工业化，我们原来讲的城镇化是农民进城，今天讲的城镇化的内容已经不完全是这样了。第三、我们要扬弃一部分在改革开放初期所推进的在当时行之有效的发展政策。最明显的就是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像这样的政策相当长一段时间起了非常好的作用，但今天我们可能要扬弃。

所以基于这样一些认识，我下面想谈十大转变。

第一，由小康到现代化发展内容的改变

进入上中等收入阶段，我们的经济学理论需要的是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基本实现现代化提供理论指导。我这里主要讲的是三个发展问题：第一是工业化。原来讲的工业化是降低农业比重，提高工业比重，这个任务已经完成，因此工业化的着力点就需要转向制造业的现代化，提出包括制造业基础的高级化，建设制造业强国。请大家注意一点的是，这次四中全会用了产业基础高级化这样一个问题。我们需要推进工业的绿色化。尤其是总书记向全世界宣布要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碳达峰、碳中和”对于整个工业是一个重大的革命。第二是城镇化。农民进城意义上的城镇化已经完成，现在的现代化是要求城镇转移人口市民化，而且也还要求在农村的农民也应该平等享受市民权利，不是让农民都进城去享受市民权利。再一个就是城市要现代化。第三个就是消除贫困。在我们国家绝对贫困问题已经解决，因此实现共同富裕就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目标，我们现在的现代化就是要解决相对贫困问题，转向乡村振兴。

第二，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

现在我们国家由潜在经济增长率决定，高速增长不可持续，其中一个原因是资源的问题，一个是低成本劳动力的减少问题，一个是人口红利减少的问题，一个是结构性的问题，由于这四个原因，中国今后不可能像过去三十多年保持在10%上下的这样一个经济增长率。但是我们的速度下调需要高质量来弥补，但必须指出高质量发展与数量增长有着不同的发展范式。我最近看了一些论文，大家都习惯的用GDP的数量来回归、来计算我们各个方面的数据，现在看来已经不可行。因为高质量发展有五大内容：它不只是转向集约型方式，现在很多人写到发展方式转变，还只是停留在由粗放型转向集约型，这仅仅是一个方面，我们更重要的是需要创新发展方式；我们需要解决不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需要寻求由主要依靠物质资源和低成本劳动力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的途径；我们需要寻求在新产业革命及碳达峰、碳中和趋势下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方向；我们需要寻求提高供给体系的质量和全要素生产率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路径。

第三，发展格局由外转内

改革开放初期，我们一直强调出口导向，外资推动。现在我们的发展格局需要转换，其中包括一个是国际市场的改变，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提升，再一个是已有的外向型经济拉不动大经济体的发展，尤其是国内东西部差距缩小的问题不能靠沿海地区的外向型经济来解决。因此，我们需要构建以国内循环为主体的国际国内相互促进的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我们强调以国内循环为主体，那么我们需要解决的是国内经济如何成为增长的发动机，尽管我们肯定了内需的重要性，但内需是要扩大的，这里面我专门强调了我们要转向新发展格局，我们扩大内需的四个方面：一个是怎么解决人民收入和消费增长的问题；一个是城乡一体化的发展问题；一个是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问题；一个是要协调国内地区之间发展的不平衡问题。如果这四个方面能够很好的推进，我们就可以激发出巨大的内需来，尤其是在现在这样一个背景下。

第四，内需由投资拉动转向消费拉动

我们在低收入阶段，我们一直强调的是高投资拉动，最明显的就是哈罗德-多马模型。进入新发展阶段以后的新发展格局要突出消费的拉动作用，为什么？一个是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在明显提高，一个是要体现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目标，再一个是相比投资需求，消费需求增长的潜力更大，尤其要研究的是消费需求的结构。我发现研究生写论文只是停留在数量分析上，很少去研究结构分析，恰恰现在谈的消费升级是消费结构的升级。因此，我在这里提出了一个消费力的概念，过去我们在马克思理论中间找概念，只是找了发展生产力，没有找到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间还有另外一句话，要培育消费力，消费力和发展生产力同等重要。我们现在就要研究怎么解决消费力的提高问题，我这里讲了三条：一个是要有稳定高就业率和稳定的物价水平；第二是要有完善的社会保障；第三是在国民收入分配中提高消费的比例，因为我们长期以来是高积累低消费，这个问题需要从根本上解决。再一个就是要扩大中等收入者的比重并使中等收入者达到大多数。还有需要适应新经济创造新的消费业态，这里我指出了一系列的新消费业态。再一个是消费增长离不开服务业的发展。

第五，由效率性增长转向包容性发展

我们在低收入阶段强调的是效率性增长，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正面效应是提高效率和充分调动发展的要素。进入新发展阶段后，过大的收入差距扩大已经影响效率，日益扩大的收入差距造成的社会矛盾，可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因此，我这里提出了一个包容性增长的要求，所谓包容性增长一个是指效率与共享包容，第二是效率与可持续发展包容。效率和共享包容就意味着我们仍然要坚持效率提高的理念，要保留要素参与收入分配这样一个效率性的制度。但是同时也要解决好公平的问题，包括要克服权利的不公平造成的分配不公的问题，再一个就是要在发展中实现共享的问题，还有在要素参与分配中解决劳动力的公平性发展问题。

第六，调控经济转向供给侧和需求侧双向发力

供给侧和需求侧是管理和调节宏观经济的两个基本手段：需求侧重在解决总量性问题，注重短期调控；供给侧管理重在解决结构性问题，注重激发经济增长动力，事关长期发展。在不同阶段是供给侧为重点还是需求侧为重点，要依据宏观经济形势作出抉择。改革开放、市场化改革实际上是需求侧改革，后来我们搞供给侧改革，实际上是要解决好我们的结构性问题。那么当前我们要稳经济，就要明确提出激发需求侧的活力，因此需要供给侧和需求侧的双向发力。

第七，由依靠物质资源投入转向创新驱动

在低收入阶段，我们是要素驱动和投资驱动。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以后，要素驱动面对的是物质资源和廉价劳动力供给投入不足，投资驱动面对的是人民不可能继续长期忍受高积累低消费。因此，创新成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这里我就提出了关于创新的一系列理论问题。因为时间关系，我不再进一步展开。

第八，由不平衡战略转向平衡战略

在低收入阶段，我们基本上实施的是不平衡发展战略，包括城市化、工业化、区域发展战略、对某些企业实行税收优惠政策，它的正面效应是充分发挥在低收入阶段，我们是要素驱动和投资驱动。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以后，要素驱动面对的是物质资源和廉价劳动力供给投入不足，投资驱动面对的是人民不可能继续长期忍受高积累低消费。因此，创新成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这里我就提出了关于创新的一系列理论问题。因为时间关系，我不再进一步展开。

在低收入阶段，不平衡发展战略充分发挥了各个方面的发展潜力，在较短的时间内突破了发展的瓶颈，实现了跨越式的发展。但是在进入新发展阶段以后，我们面对着严重的不平衡问题，农村现代化的滞后、农村发展的落后、中西部地区的相对贫困、增长和生态关系上生态破坏严重、社会发展滞后。因此，新发展阶段需要转向协调发展，补齐各个方面的短板。

第九，由非农带动“三农”转向直面“三农”

过去都是在三农之外带动三农的发展道理，最著名的一句话就是以非农化解决农业问题，以城市化解决农村问题，以劳动力转移解决农民问题，效果也非常明显。但是“三农”的发展总是赶不上“非农”的发展，城乡差距、工农差距不是在缩小，还在进一步扩大。因此，农业、农民、农村就成为现代化的对象和重点，一个是农业现代化，一个是农民现代化，一个是农村现代化，而且现代化的路径一条是引入现代生产要素，再一个是农地制度的改革。

第十，由对外开放转向开放发展

我们在低收入阶段是以资源禀赋的劳动和资源的比较优势融入全球化，实际上是依附于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化，我们也确确实实获得了全球化的红利。现在我们转向新发展格局，对外开放也进入了新的时代，如何形成全面开放的新格局，我这里讲了四个方面：第一是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第二是要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特别强调走出去的问题；第三是要推动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格局；第四是要解决好高水平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的问题。我们也要积极参与并主导全球的经济治理，这里涉及到一个重大的理论转变，就是我们要由资源禀赋的比较优势转向竞争优势，资源禀赋的比较优势已经不具有优势，依靠技术进步和创新培育竞争优势，而且要培育能够和世界级的竞争对手较劲的竞争优势，这是我们下一步开放发展的一个重大的理论转变问题。

作者简介：洪银兴，南京大学原党委书记、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教授，中国区域经济50人论坛成员。

（来源: 南大斯密论坛 2021-0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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