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高立 肖金成 邹伟：产业发展、公共服务供给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时间： 2022-08-26信息来源：澎湃新闻·澎湃号·政务 2022-08-20 作者：肖金成 责编：XHY
摘要：公共服务供给是影响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意愿的重要依据，而提升产业发展水平是促进公共服务供给和助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有效方式。文章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利用2005-2018年中国30个省份省会城市（含直辖市）的面板数据，将产业发展、公共服务供给和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纳入同一分析框架，构建联立方程模型检验了产业发展与公共服务供给的相互关系及其对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影响。研究发现：（1）第三产业规模、产业结构、第三产业生产效率与公共服务供给之间存在显著的双向因果关系，但这种双向互动是非对称的，公共服务供给对产业发展的作用程度更强。（2）不同产业发展类型与公共服务供给的联动关系存在差异，其中第三产业生产效率与公共服务供给之间的相互影响程度不仅在不同产业发展类型对公共服务供给的影响中最高，同时也在公共服务供给对不同类型产业发展的影响中最高。（3）第三产业规模的增长、产业结构的升级和第三产业生产效率的提升可以通过公共服务供给的传导效应促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其中公共服务供给所发挥的间接效应分别占总效应的9.6%、8.4%和16.4%。
引言
随着城镇化和工业化的推进，越来越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离开本地转移到城镇。农村劳动力获得城镇就业机会并转移到城镇并不意味着其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城镇居民，主要原因是中国的户籍制度具有绑定福利制度的职能[1]。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截至2018年年底，仍有2.26亿已成为城镇常住人口但尚未落户城市的农业转移人口，其中65%分布在地级及以上的城市，这部分人口虽然为城市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却被排除在城市公共服务体系之外，处于既不是城市居民也不是传统农村居民的尴尬境地[2,3]。因此，只有进城务工劳动力在城镇落户，实现了自身身份由农村居民向城市居民的转换[4]，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城镇居民。产业发展可以为地方公共服务支出提供稳定、持续的财政来源，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公共服务供给水平的高低。城镇地区相比农村地区较高的公共服务供给水平是刺激农业转移人口进行城乡流动并实现市民化的重要原因。因此，产业发展不充分和公共服务供给不足以及两者的协同约束效应是制约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的重要因素。本文以2005-2018年中国30个省会城市（含直辖市）的面板数据为样本，采用面板联立方程估计方法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了产业发展、公共服务供给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之间的关系。
1.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1.1产业发展与公共服务供给
产业发展可以促进公共服务供给水平的提升，这一过程主要通过增加税收得以实现。产业发展会为国民经济注入新的活力，国民经济增长所创造出来的社会物质财富构成了税收的主要来源。另外，产业发展不仅表现为产业整体上向规模化、合理化、高度化方向发展，还表现为各产业内部结构的优化，这一过程同样会促进税收的增加。产业发展对税收的促进作用已经被诸多研究所证实，如李晶和王春（2017）[5]认为，产业结构变动会使税收收入中来自服务业的增值税收入增加额大于来自工业企业的增值税，服务业的发展使得税基扩大，带来税收收入的增加。税收收入作为政府的主要资金来源被用于国家管理和社会公共需求的实现，因此可以认为产业发展有助于公共服务供给水平的提升。公共服务供给水平的提升可以通过深化分工和刺激居民消费等多重路径作用于产业发展。在公共服务供给深化分工方面：“斯密定理”认为专业化的生产者不是从来就有的，只有当对某一产品或服务的需求随着市场范围的扩大增长到一定程度时，分工和专业化的程度才会提高。在公共服务供给刺激消费方面：政府在教育、交通、社会保障方面的投入可以助力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提升。教育投入的增加会提高人力资本水平，交通基础设施的改善带来了更大程度上生产效率的提升[6,7]，这均有助于劳动力获得更高的劳动报酬；而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保证了公民在暂时或永久丧失劳动能力以及由于各种原因而导致生活困难时，能够得到物质和资金支持以保障其基本生活，这间接增加了公民的收入。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提升不仅有助于扩大居民的消费规模，而且可以升级居民的消费结构，伴随着消费规模增加与消费结构升级的是新产业的诞生与发展以及旧产业的收缩和消亡，这一过程会助力产业发展水平的提升。据此，本文提出：
假设1：产业发展与公共服务供给之间存在双向因果关系。
1.2公共服务供给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在人口转移不受限制的情况下，公共服务供给对人口转移的影响来自“蒂布特选择理论”[8]：对于个人来说，哪个地方提供的公共产品最适合其需要，他就会选择前去那个地方居住。Cebula和Nair-Reichert（2012）[9]的研究同样表明，在控制经济因素、生活质量和气候变量之后，医疗和教育水平、公共基础设施程度等公共服务因素对人口的迁移及居住地的选择起着关键性作用。在公共服务供给水平的提高对居民选择的具体影响方面：医疗卫生状况的改善可以提高人民的健康水平，给人民的身体健康更高程度上的保障；教育是人力资本形成的主要途径，教育水平的提升可以提高人口的人力资本水平，而人力资本水平直接决定了个人收入的高低；交通运输等基础设施的改善可以增加人们的出行距离，提高人们上下班的交通通达度，降低了人们因为距离障碍而导致的交流和交易的难度。面对城乡间的公共服务差距，为享受到与城镇居民同等的公共服务福利，农业转移人口会积极寻求城市户籍。此外，我国虽然已经成为中等收入国家，但从国际经验来看，已经进入国民幸福对经济增长不敏感的阶段。在这一发展阶段，可以通过改善民生（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公共服务）提高城乡居民的幸福感，从而避免在当前发展阶段出现“伊斯特林悖论”[10]。据此，本文提出：
假设2：城市较高的公共服务供给水平是农业转移人口寻求市民化的重要推动力。
2.研究设计
2.1联立方程模型
本文构建了包含产业发展方程、公共服务供给方程和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方程的联立方程模型：
2.2公共服务供给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本文从公共教育、医疗卫生、劳动就业、基础设施、社会保障、公共文化这六个方面，根据客观性、系统性和有效实用性以及评价目标的可量化性原则，构建了公共服务供给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如表1所示。
2.3公共服务供给评价模型的构建
（1）指标权重的确定
本文选择对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以消除数据量纲及大小悬殊的影响。
（2）综合指数的测算
在确定各指标权重的基础上，本文选择采用加权平均法测算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公式如下：
2.4变量说明与数据来源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Popur）：基于数据的可得性，选择用城镇户籍人口增加数与城镇户籍人口自然增长数的差值来表示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程度。固定资产投资（Inrees）：投资对经济增长具有拉动作用[11]，固定资产投资是影响产业发展的重要因素，选择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来表示固定资产投资水平。人力资本水平（Hucale）：参考邵帅和杨莉莉（2010）[12]的做法，选择用普通中学在校学生人数来反映城市的人力资本水平。科技水平（Sctele）：Romer（1990）[13]研究认为，科技进步是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选择用国内专利申请授权量来衡量科技水平。人口密度（Popden）：人口密度的增加意味着医疗、教育、卫生、交通等公共服务设施需求量的增加，这必然会刺激地方政府加大对公共基础设施的资金投入量，选择用每平方千米的人口数来衡量人口密度。财政分权（Fesde）：Oates（1985）[14]用下级政府的财政收支份额来刻画财政分权程度，Zhang和Zou（1998）[15]采用人均地方政府财政支出与人均中央政府财政支出的比值来衡量财政分权，参照已有研究和本文的研究目的，选择用各省份预算人均财政收入/中央预算人均财政收入（Fesde1）、各省份预算人均财政支出/中央预算人均财政支出（Fesde2）来度量实际分权程度。户籍制度（Horesy）：借鉴孙文凯等（2011）[16]的做法，对各省份的户籍改革政策进行梳理，并将发生户籍改革的年份取值为1，而无户籍改革的年则取值为0。房价（Hoplc）：选择用商品房平均销售价格来衡量。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2所示，实证分析过程通过Stata12.0完成。
本文的样本数据为2005-2018年中国30个省份（不含西藏和港澳台）省会城市（含直辖市）的面板数据。研究数据来自《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城乡建设统计年鉴》《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鉴》以及各省份统计年鉴和各城市统计年鉴。
3.实证分析
3.1单位根检验
为了避免回归过程中出现伪回归，本文使用EViews7.2软件对面板数据进行LLC检验和Fisher-ADF检验，结果显示，各变量的水平序列值并未呈现一致的平稳性，因此需要对其一阶差分序列值的平稳性进行检验。由检验结果可知，一阶差分值除了个别变量未通过单位根检验外，绝大部分变量都表现出一致的平稳性，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因此可以判断，所有变量都可以直接进行回归分析。
3.2面板联立方程的估计结果
本文采用三阶段最小二乘法（3SLS）对产业发展、公共服务供给和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联立方程模型进行估计。本文将产业发展分为三个层面：产业规模、产业结构和产业效率。表3反映的是产业规模层面的全样本数据联立方程估计结果，下页表4反映的是产业结构层面的全样本数据联立方程估计结果，下页表5反映的是产业效率层面的全样本数据联立方程估计结果。3.2.1产业规模层面的估计结果。
当将产业发展类型设定为第二产业规模时，通过表3可以发现，公共服务供给正向影响第二产业规模，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与此同时，第二产业规模极显著正向影响公共服务供给，这意味着第二产业规模与公共服务供给之间存在双向因果关系，这一结论与假设1相符。公共服务供给每提升1%，第二产业规模将相应增加0.249%；第二产业规模每提升1%，公共服务供给将相应增加0.065%。此外，虽然第二产业规模对公共服务供给和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有显著影响，但公共服务供给对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影响不显著，可以认为公共服务供给在第二产业规模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关系中没有发挥中介传导效应。
当将产业发展类型设定为第三产业规模时，通过表3可以发现，公共服务供给正向影响第三产业规模，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公共服务供给每提升1%，第三产业规模将相应增加0.282%。第三产业规模极显著正向影响公共服务供给，第三产业规模每提升1%，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将相应增加0.063%。由此可知，第三产业规模与公共服务供给之间存在双向因果关系，这一结论与假设1相符。此外，公共服务供给正向影响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假设2得证。可以推算出，当第三产业规模增加1%时，会通过两种途径促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程度的提升，其中，直接途径会使得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程度增加0.137%，而间接途径（以公共服务供给为中介变量）将导致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程度增加0.015%（0.063×0.231%）。由此可以进一步计算出第三产业规模通过公共服务供给提升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间接效应占其总效应的9.6%。
3.2.2产业结构层面的估计结果
当将产业发展类型设定为产业结构时，通过表4可以发现，首先，公共服务供给正向影响产业结构，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公共服务供给每提升1%，产业结构将相应增加0.210%，原因可能是公共服务供给水平提升所带来的资本累积效应和科技进步效应促进了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产业结构显著正向影响公共服务供给，产业结构每提升1%，公共服务供给将相应增加0.142%。由以上结果可知，产业结构与公共服务供给之间存在双向因果关系，这一结论与假设1相符。其次，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方程的估计结果表明，公共服务供给正向影响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最后，当产业结构提升1%时，会通过两种途径促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程度的提升，其中，直接途径会使得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程度增加0.894%，而间接途径（以公共服务供给为中介变量）将导致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程度增加0.082%（0.142×0.580）。进一步计算可以得出产业结构通过公共服务供给提升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间接效应占其总效应的8.4%，公共服务供给在产业结构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关系中发挥了部分中介效应。
3.2.3产业效率层面的估计结果
当将产业发展类型设定为第二产业生产效率时，通过表5可以发现，首先，第二产业生产效率方程的估计结果表明，公共服务供给正向影响第二产业规模，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公共服务供给每提升1%，第二产业生产效率将相应增加0.177%。其次，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方程的估计结果表明，公共服务供给正向影响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公共服务供给每提升1%，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程度将相应增加0.372%。最后，公共服务供给方程的估计结果表明，第二产业生产效率的提升对公共服务供给无显著影响。由以上结果可以发现，第二产业生产效率与公共服务供给之间不存在双向因果关系，另外，第二产业产效率提升会直接促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程度的提升，公共服务供给在其中没有发挥中介传导效应。
当将产业发展类型设定为第三产业生产效率时，通过表5可以发现，首先，公共服务供给正向影响第三产业生产效率，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公共服务供给每提升1%，第三产业生产效率将相应增加0.967%。第三产业生产效率的提升显著正向影响公共服务供给，第三产业生产效率每提升1%，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将相应增加0.286%。从以上结果可以发现，第三产业生产效率与公共服务供给之间存在双向因果关系，这一结论与假设1相符。其次，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方程的估计结果表明，公共服务供给正向影响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公共服务供给每提升1%，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程度将相应增加0.291%。最后，当第三产业生产效率增加1%时，会通过两种途径促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程度的提升，其中，直接途径会使得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程度增加0.426%，而间接途径（以公共服务供给为中介变量）将导致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程度增加0.083%（0.286×0.291%）。由此可以进一步计算出第三产业生产效率通过公共服务供给提升农业转移人 口市民化的间接效应占其总效应的16.4%，公共服务供给在第三产业生产效率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关系中发挥了部分中介效应。
3.3稳健性检验
本文对稳健性的讨论主要从更换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衡量指标的角度展开。关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衡量，选择用城镇常住人口与城镇户籍人口的差值除以城乡总人口，即半城镇化率来衡量。结果显示，产业结构正向影响公共服务供给，且在5%的水平上显著，产业结构每提升1%，公共服务供给会相应增加0.225%。公共服务供给正向影响产业结构，且在5%的水平上显著，公共服务供给每提升1%，产业结构会相应增加0.331%。可以发现，产业结构与公共服务供给之间存在双向作用关系，且公共服务供给对产业结构的影响效果更为明显。此外，公共服务供给对半城镇化率在10%的水平上呈现负向影响，影响系数为0.420，由此可知，产业结构优化程度越高，公共服务供给水平越高，半城镇化率越低，即越来越多的农业转移人口实现了市民化。稳健性检验结论与上文研究结论相同，表明研究结果具有稳健性。
4.结束语
尽管经过了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持续发展，我国的经济总量已经稳居世界第二，但不可否认，我国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之路还很长，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人才储备结构失衡。自1977年恢复高考以来，我国培养了数以亿计的大学生，这极大地改善了整个社会的人才储备结构，但必须指出的是，其中的绝大多数人才供应的是我国庞大的中低端产业，支撑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高端人才严重不足。对此，可以通过制定有效的公共政策加强公共教育发展力度，从而扩充高水平人力资本“蓄水池”。此外，考虑到公共服务供给与产业发展之间的双向互动关系以及在产业发展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之间的中介传导效应，有必要重点解决公共服务供给的提升问题，可以采取如下举措：（1）创新公共服务的考核机制。扩大考核的参与范围，将上级对下级的考核与下级对上级的考核相结合，加大公众满意度的考核比重。（2）完善公众服务评价监督机制。建立由多元化监督主体共同组成的综合性评价监督机制，实现政府、公众和社会组织三方的互动，从而增强政府的监管力量，缓解政府监管负担。（3）引导社会力量提升公共服务。充分发挥民间力量和社区组织的功能，实现民主参与，促进多元主体共生治理机制的形成。
参考文献（略）
作者简介：肖金成，中国区域科学协会副会长，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原所长，中国区域经济50人论坛成员。
（来源:《统计与决策》2022年第14期）责任编缉：祁国燕
原标题：《朱高立 肖金成 邹伟：产业发展、公共服务供给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责任编辑：晓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