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世界人口超过1000万的国家有30多个，而国家统计局最新的第七次人口普查显示，中国人口超过1000万的超大城市就有7个。中国城镇化及超大特大城市的超速发展举世瞩目。日前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中国的全面小康》白皮书也指出，改革开放以来，北京、上海、深圳、广州等一线城市及其他超大特大城市也存在交通拥堵、房价高企、发展受限等世界各国普遍存在的“城市病”。中国城市百人论坛2021秋季论坛以 “超大特大中心城市可持续发展”为主题，汇集权威专家对此进行了研讨。

 中国城市百人论坛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共同支持主办的一个城市领域的公益性、学术性的多学科交流平台。自2014年成立以来，一直紧密围绕我国城镇化相关重大问题开展研讨，已经成为我国城市领域引领理论创新、服务政府部门决策、推进新型城镇化进程的权威性智库平台之一。

 侯永志：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在于建立高水平产业体系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研究部部长侯永志指出，中国特大超大城市所面临的问题，不仅仅是用一个城市能概括出来的。它所面临的发展和治理要求是多元的，需要构建一个包括经济、社会、环境、交通、安全等各方面的综合治理系统。超大特大城市发展问题是个综合问题。。当我们来思考特大超大城市问题的时候，一定要认识到它是区域经济综合体，是复合性的、综合性的经济体。

 侯永志认为，特大超大城市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以强大经济实力为基础的支撑，关键在于建立高水平的产业体系。“高水平的产业体系是一个开放的体系，在区域经济、国民经济乃至全球经济中都要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同时是一个多元化的经济体。从产业看，以高端制造业和高端服务业为主，以高质量经济活动为主。”

 为此，侯永志建议，特大超大城市要建立高水平的产业体系离不开前瞻性的规划，要做到站位要高与国家战略安排契合；思虑要密，坚持系统观念，确保战略目标和政策工具的一致性；谋划要细，就是要深入到产业链、价值链内部来观察精准确定产业发展的方向和重点。

 魏后凯：2035年超大城市将由7座达至12座

 在城镇不均衡发展中，如何实现国家提出的共同富裕目标？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所长魏后凯在研究中发现，近几年中国城镇规模出现了两极化趋势：一方面超大、特大城市规模过度；另一方面部分中小城市尤其小城市、小城镇出现了萎缩。

 “我个人认为，这种两极化趋势将不利于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我认为有利于共同富裕的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高水平、高质量的协调发展应该是判断城镇化格局是否科学合理的重要标志。”魏后凯说。

 魏后凯预测，到2035年，中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将达到74.39%。按照第七次人口普查的数据，2020年中国城区人口都超过了1000万的超大城市一共是上海、北京、深圳、成都、重庆、广州、天津，预计到2035年超大城市还会增加武汉、东莞、西安、杭州、佛山等5座达到12座。

 魏后凯分析，2035年基本实现城镇化重点难点在质量，最终实现市民化与城镇化的同步，最关键的是户籍人口城镇化率提高的速度要大于常住人口城镇化率提高的速度；其次，城镇化的规模结构要进行优化，要实现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的协调发展；要加快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全面维护进城农民的各项权利。

 魏后凯认为，未来中国超大城市、特大城市应该走向现代化都市圈，中央已经明确提出了要优化都市圈的空间结构。“根据我们的研究，未来要建设34座高品质的国家级都市圈，一是要严格控制县改区；二是推进中心区功能和产业扩散；三是要大力发展现代城郊经济。现代城郊经济出现了分化，城郊经济的特色应该是高度融合，高度一体化，形成都市型的城郊产业，新型的集体经济”。

 肖金成：现代都市圈规划建设要强化经济区、弱化行政区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中国区域规划协会肖金成理事长认为，超过300万的叫“大都市”是合适的，大都市具有聚集效应、规模效应和虹吸效应。未来的要素会加速向大都市集聚，规模会不断地扩大。当然，大都市越来越大，并不会越来越好，大都市会带来成本的上升，环境的恶化，交通的拥堵等“大城市病”。

 他说，“大都市要加强对周边的辐射带动作用，强化其引领作用，削弱其虹吸效应——即把所有要素全往这个中心集聚。很多时候一个城市一城独大，和周边的城市形成很大的落差。”

 为此，肖金成建议，促进大都市可持续发展要采取一些对策，应编制现代化都市圈的规划，首先要建立发达的交通来解决要素流动障碍。都市圈规划目标是同城化，通过交通体系的建设，使得多个城市能像一个城市一样非常便捷，规划内容也要包括城乡关系。通过规划引领，优化经济结构和空间布局，明确城市边界。

 肖金成说，“作为大都市，一定要实现产业结构的高度化，把产业链条向周边延伸，周边地区才能获得发展机会。要变城市之间的‘悬崖’为‘缓坡’，要制定产业的负面清单。核心都市最好是发展现代服务业、附加值较高的高科技产业，促进低附加值的产业向周边的城市延伸。”

 同时，为了防止“大城市病”，也要打造“反磁力中心”，“这就是为什么很多省会城市都会在周边建立一个新区，在周边地区搞一个产业化的平台”。

 此外，都市圈建设要搞责任制，核心城市要担负起责任。规划编出来，谁负责任，谁来投入，谁来运营，责任制很重要。“体制机制的创新一定要强化经济区，弱化行政区，要从都市圈规划做起，从都市圈的规划编制现代化都市圈开始，把新的机制体制建立起来。”肖金成说。

 倪鹏飞：实现特大超大城市可持续发展须做好7各方面规划

 中国社科院城市与竞争力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城市百人论坛执行秘书长倪鹏飞在发言中介绍，去年受国家发改委委托开展了一个应急课题研究，主题就是“超大特大城市的空间规模、密度与核心功能” ，即从环境和人口容忍度角度来研究整个都市圈、中心城区的规模、密度和功能问题。

 课题组经过研究，提出了人口舒适生存最低需求理论，即人对空间、距离需求、生态平衡的基线标准：人口的居住空间，它不低于30平米；.城市开发不能超过50%，否则自然环境就难以实现自我的修复；建筑高度即容积率不能超过3；交通出行的容忍度，时间不能超过1小时；城市的住宅用地占整个城市建成区面积在20%-50%之间。

 “结合对全球城市发展回顾和相关研究理论，课题组尝试根据这一容忍标准，推出来一个城市规模密度和功能的合理区间，并提出我国超大特大城市可持续发展容忍标准和合理的区间。”倪鹏飞说。

 课题组由此提出了实现特大超大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对策。具体而言，一要规划建设多圈层结构的都市圈。结合地形地貌，形成一小时通勤半径的外部圈层和多个30分钟通勤半径的城市中心圈，以及若干个15分钟通勤半径的微中心圈，既有都市圈又有中心城区还要有核心城区。

 二要规划建设多中心的都市圈体系，构建中心城区、副中心、次中心、微中心，避免单个中心城市摊大饼式蔓延。

 三要规划建设多组团的功能体系，避免中心城区功能过分叠加，形成多中心并存、多组团分工协作的格局。

 四要规划建设生态隔离带与红线区，防止城镇无序蔓延，保障生态安全。

 五要规划建设网络化交通体系，加强不同中心之间的有机联系。

 六要按照多层嵌套的产业集群体系思路，在不同的功能空间，包括微中心，合理规划被疏解产业和产业链的不同环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