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征程上构建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格局时间： 2022-12-09信息来源：中国党政干部论坛 理论网 2022-12-09 作者：洪银兴 责编：qgy
党的二十大报告在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部分提出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要求。其中一个重要部署是以城市群、都市圈为依托构建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格局。在我国已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并且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背景下，构建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格局，需要明确区分城市和城镇，从而厘清城市化的本来含义。这涉及两个概念的更新：一是城镇化不能代替城市化，二是城市化不能限于农业劳动力转移和市民化。在此基础上推进城市现代化，构建起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的格局。一、在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中加强城市作为要素市场中心的功能在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大国，地区发展很不平衡。构建新发展格局所要建设的全国统一大市场可以推动要素在地区间无障碍流动，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但是，市场经济背景下全国统一大市场不能缺少城市功能，否则，不但不能自动解决地区差距，还会进一步扩大差距。原因是市场总是把要素导向更高效益地区、产业和企业。区域协调发展要求建设的全国统一大市场包含后发地区寻求吸引发展要素的机制和路径。地理学家胡焕庸的中国人口的地域分布线（胡焕庸线）以瑷珲—腾冲一线为界而划分为东南与西北两大基本差异区。据相关数据，在此线右边，全国36%的土地养活全国96%的人口。反之，在此线左边，在全国64%的土地上只有全国4%的人口。在二者之间，平均人口密度呈42.6与1之比。即使是到2000年第5次全国人口普查发现，右边和左边两部分的人口比例还是94.2%∶5.8%。马克思曾经以人口密度来区分经济发达地区和不发达地区。他指出：“人口数量和人口密度是社会内部分工的物质前提，人口较少但交通工具发达的国家，比人口较多但交通工具不发达的国家有更密集的人口。”（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408页）原因是人口密度高的地区分工发达，发展机会多。因此人口密度高的地区经济发达，反之则经济欠发达。深入研究，在同一个区域，即使在胡焕庸线右边的不同地区也还存在较大的人口密度和经济的差异，如江苏的苏南和苏北，浙江的浙东和浙西，广东的粤南和粤北。现实存在的地区差异，不可否认有各种自然、气候、地理等原因，自然条件对区域发展差异有重要影响，但更为重要的还是发展水平的差异。随着科技和经济的发展，经济的发展逐渐从资源密集型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转变，自然条件的优劣差异不再成为区域差异的决定性因素。自然条件禀赋对区域经济发展的作用越来越小，越是生产力发达的地区对自然条件的依赖越小，反之越大。我国一直存在市场分割和地区封锁。进入新发展阶段市场分割和地区封锁方式发生了变化。过去是行政手段直接阻碍要素流出，保护本地企业和产品，对外地产品进入本地竞争给予明的暗的限制。现在，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推进，这方面的阻力已经和正在减弱。地区的市场分割主要是指由于发展水平差距而自然形成的要素流动的门槛。如各个地区的发展政策差异。经济发展水平高、财政能力强的地区在吸引人才、资本、科技及相应的企业落户本地区有更为优惠的政策，而在后发地区则有心而力不足。这意味着在各个地区存在较大经济实力差距的情况下，单纯的统一大市场建设并不能有效协调区域发展，后发地区要在新发展格局中融入国民经济的双循环，最为重要的是在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中，增强在市场上获取发展要素的能力。由此提出城市及其现代化水平在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中的地位问题。从经济学上分析，人口和经济的地区布局反映的是城市布局。城市就是集聚经济，人口更多集聚于城市，相应的就有更多的产业集聚在城市。在胡焕庸线右边和左边的差别背后，就是城市多少和大小的差别。城市集聚的人口密集归结到底是其集聚了经济发展要素和经济能量。发展极理论的奠基者佩鲁更是把城市看作区域发展的发展极。他指出，由于城市的带动作用增加了地区差别效应。地理上集中的综合产业极（城市）“改变了它直接的地理环境：而且如果它足够强大，还会改变它所在的国民经济的全部结构。作为人力、资本资源的积累和集中中心，它促进了其他资源集中和积累中心的产生。当这样两组中心通过物质的和智力的高速公路相互联系在一起时，广泛的变化在生产者和消费者的经济视野和计划中就显示出来了”。现实中，东西部地区间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差距归根到底是城市化水平的差距。西部地区经济相对落后，原因主要在于其城市少，尤其是大中城市少，城市功能弱。在东部地区也存在后发地区，它们经济落后的原因也是同样问题，即城市少、大中城市少。反过来，经济发达地区的共同特征是城市多、大中城市多，城市的发展极功能强。城市的地区布局除了原有城市分布的基础外，还反映各地的城镇化水平的差异。我国在改革开放初期启动的城市化主要是解决农业剩余劳动力进城的问题。面对当时城市承载就业能力不足的限制，中国农民创造了城镇化道路，即农民通过发展乡镇企业自己建城镇并在城镇实现就地转移。据第7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全国的城镇化率2021年达64.7%，上海、北京、天津、广东、江苏、辽宁、浙江、重庆八个省份城镇化率都已经超过70%，而西藏、云南、甘肃、贵州、广西、河南、新疆、四川、安徽和湖南10个省份低于60%。进一步研究发现，后发地区农业劳动力城镇化的主要方向不在当地，而主要进入东部发达地区的城镇，从而使差距进一步拉开。各个城市暂住人口数量大致可反映农业劳动力城镇化的方向。2020年暂住人口数量占全国市区暂住人口总数的占比：广东的市区20.64%；浙江的市区14.42%；江苏的市区10.02%；福建的市区6.30%。上述四省市区暂住人口超过全国的50%，如果再把上海、北京、天津的暂住人口数量考虑在内，可以说全国范围的城镇化从一定意义上说是东部发达地区的城镇化。反过来也说明后发地区的城镇化对当地经济的拉动力有限，其中许多地区人口是净流出。东西部经济差距归根到底是城市化的差别。因此构建新发展格局，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需要作出城市化的区域部署。应该说中西部等后发地区经过农村改革和劳动力流动，剩余劳动力转移意义上的城镇化也已经基本上到位，但其本地缺少城镇，无“城”可“化”。因此其城镇化（劳动力流动）的方向在先发地区。本地缺少对要素有吸引力的城市，不但引不来发展因素，本地的要素还会外流，形不成区域发展极，带不动区域发展。因此，后发地区在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中需要增加城市供给，在此基础上促进流出的劳动力回流的城市化。而在先发地区随着产业升级，城市也要升级，如党的二十大报告要求的“实施城市更新行动”。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提出，“推动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产业和城镇融合发展，促进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协调推进”（《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央视网，2013年11月12日）。我国的城市—城镇—农村空间布局需要在融合发展中协调推进。据此，构建新发展格局在区域发展方面有必要区分城市和城镇，并且还城市化的本来含义。城市不同于城镇。城市，顾名思义，是市场中心，是各类市场集聚的城。作为市场中心的城市不仅仅是商品市场的中心，更为重要的是要素市场中心。因此需要从功能意义上界定城市和城市化的内涵。城市作为一个区域的市场中心、信息中心、服务业中心，是城市的功能。城市化是指人流（主要指科技与管理人才）、物流、资金流和信息流向城市聚集，并通过城市向周边扩散。产品也是这样，买卖的信息、交易的场所也是集中在城市，周边的客源也涌向城市。城市功能越强大，对要素的吸引力越大。对其周边的外围地区的辐射带动能力也越强。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的必然阶段是推进城市化。城镇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一个创造，但它是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阶段。随着中国式现代化的推进，城市功能突出，城市化也就回归到现代化内容中。在中国的发展理论中城市化一直被城镇化替代。城镇化的内容局限于农业劳动力的转移上，先是农业劳动力转移到城镇，后是解决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应该说，这本是中国的创造，是低成本的城镇化。在进入新发展阶段以后，需要继续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在此基础上的现代化不能停留在城镇化层次上，城镇化不能代替城市化。不仅要还城市化本意，还要提升城市化层次。从区域现代化的角度，城市化涉及城市与其外围一体实现现代化的问题。现在我国人口城镇化率水平达64%多，发达地区已经过了70%。面临的新问题是：第一，城乡之间的差距不但没有缩小，还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第二，城市化的劳动力供给不像以前那样“无限”，农业现代化缺乏现代农业劳动力；第三，城市尤其是大城市普遍产生人口拥挤、交通拥堵、环境污染、房价高昂等“现代病”，承载不了进一步的人口城市化，更谈不上现代化了。城市的重要功能是区域发展极。现代化进程也是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各地推进现代化的空间尺度不能是一市一县这么小。即使北京、上海这样的特大城市，也不可能独自实现现代化。仅仅有中心的现代化而没有外围的现代化，中心的现代化也不可能长久。从单纯的现代化指标分析，中心城市的现代化指标明显高于其周边农村，决不能就此就认为中心城市能够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区域整体现代化体现区域共同富裕。在现代化进程中城乡融合发展，表现为中心和外围相互依赖相互支持。中心城市的现代化建设实际上需要外围地区充分的包括人力在内的要素供给，从而降低现代化成本。外围为中心提供市场和发展的空间，承接城市转移的产业，尤其是为整个区域提供生态财富。与此相应，中心对外围不能再像以前那样虹吸外围的发展要素，而是更多地辐射和扩散发展要素。现在许多城市都在追求自己在区域中的首位度。首位度是要看其对周边区域的辐射能力、带动能力。包括外围在内的城市化要求城乡一体化发展。城乡差距说到底是城乡的分割。城乡共同富裕就是要打破城乡分割。农民进城意义上的城镇化实际上不能克服城乡差距。现在推动共同富裕，要使农民不进城就能享受市民权利，就地实现现代化。不可设想在现代化的城市周边还有贫困落后的乡村。城市化的目标是城乡一体现代化。党的二十大报告要求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这就要求农村在乡村振兴中达到城市人的生活条件。改善农村的生活和居住条件。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包括改善农房质量、农村改厕、生活垃圾处理和污水治理。完善乡村水、电、路、气、通信、广播电视、物流等基础设施。所有这些基础设施建设，现有的乡村尤其是后发展地区的乡村是没有力量承担的。乡村实现振兴不能只是依靠乡村，需要得到本区域城市的支持。这正是城市化所要覆盖的范围。现实中，对区域发展起作用的城市有强弱之分。我国不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差距不仅同其城市多少相关，更要以城市的强弱来说明。城市化不只是指农民进城，更为重要的是做强城市。城市强弱与城市化内容相关，原因是城市化涉及建设什么样的城市。城市化过程就是城市产城融合发展的过程，突出的是城市集聚的主导产业及围绕主导产业集聚发展要素。在现代，城市竞争力更多表现为其产业竞争力。不同城市的主导产业的差别导致要素集聚能力的差别。这是城市作为经济中心的依托。许多城市“有城无市”。就是缺少这种依托或者依托的主导产业相对落后。观察我国已有的城市化内容的变迁可以发现，我国与城市化对应的主导产业有制造业和服务业。相应的城市化就有与制造业融合的城市化和与服务业融合的城市化两大内容。与制造业融合的城市化进程有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新中国成立后的30年间，中国作为农业大国，最为缺乏现代工业。因此城市化的主要内容是在城市推进工业化，工厂建在城市。城市成为工业城市、生产性城市。哪个城市工业水平高，哪个城市就成为工业中心。第二阶段是在改革开放之初，发展的重心转到农村工业化，城市化的内容转向转移农业剩余劳动力，在城镇就地发展乡镇工业，相应的城市化被城镇化代替，农村城镇成为发展重点。哪里的制造业发展水平高，哪里的城镇就发达。与服务业融合的城市化实际上是城市化与市场化融合，开始于世纪之交。乡镇工业无论是空间，还是地价，还是劳动力价格都具有明显的竞争优势，面对乡镇工业挑战，原有的以工业作为主导产业的城市工业竞争力下降，城市的中心作用明显下降。在此背景下，城市化的内容更新的主要方面是调整主导产业的业态，由制造业转向服务业，尤其是发展现代服务业。从产业与城市发展的关系来看，制造业发展对城市发展的影响基本上是量的影响，即影响城市规模的扩大，城市人口和就业的增加。而服务业的发展对城市发展的影响则基本上是质的影响，即强化城市的功能，提升城市形象。就经济中心的形成来说，在短缺经济年代城市成为经济中心是因为它是工业中心。现在工业制成品成为买方市场，工业中心不再是经济中心，只有服务业中心才能成为经济中心。实证分析表明，服务业的发展与城市化具有同步性。凡是发达国家的服务业比重一般要在70%以上。其中60%的产值、60%的就业在服务业，主要集中在城市。这样，城市化的路径包括城市进行“退二进三”结构性调整，制造业退出城市进入城镇，建在农村的开发区工业区也成为新的城镇。与此相伴的是金融、贸易、信息等服务业及制造业企业总部集聚在城市。这种城市化实际上还了城市的本来意义，即市场中心的意义。服务业与城市化有互动的关系。其理论说明在于：制造业的生产和消费在时间上和空间上可以分开，因此其发展不依赖于本地的市场容量，因此可能出现制造业基地进入农村的状况；而服务业的生产和消费在时间和空间上是不可分的，服务业的规模对当地的市场容量依赖性很强。因此服务业基地需要聚集于城市。城市越大，市场容量越大，服务业规模越大越经济。一个城市服务业越发达，对客户越有吸引力，这个城市的功能及竞争力越强。不同城市集聚的服务业的现代性、集聚的总部的先进性程度的差别决定了城市强弱的差别。随着对外开放的深入，我国几个先行发展的城市的城市化进入国际化阶段，利用港口优势建国际航运中心，利用其对外经济联系优势建国际贸易中心、国际金融中心，国家也给予若干城市建自由贸易试验区的政策，外资总部也向这些城市集聚。这些城市也就成为国际化都市。城市化所处阶段不同反映各个城市的强弱差距。据2021年统计数据，在全国范围内国内生产总值中，第一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为7.3%，第二产业增加值比重为39.4%，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为53.3%，城镇化率为64.72%。这意味着在全国范围传统意义的工业化和城市化任务实际上基本完成了。但对不同地区来说还是有较大的差距，以东部的江苏和西部的陕西2021年地区生产总值占比比较，江苏一、二、三产业占比为4.1∶44.5∶51.4；陕西一、二、三产业占比为8.1∶46.3∶45.6。后者农业比重明显高于江苏，工业比重也高于江苏，但服务业比重明显低于江苏。这说明城市化的内容对各个城市来说进度是不一样的，有的城市已经进入国际化阶段，有的进入了服务业为主的阶段，有的还只是在工业化阶段。据赛迪顾问城市经济研究中心发布的《2021城市综合竞争力百强研究》，我国百强市中东部地区占55席（不含北京、上海、天津三个直辖市）、中部地区占24席、西部地区占17席、东北地区占4席。在内地31个省份中，海南、宁夏、青海、西藏4省份无一城市跻身百强榜。而甘肃、吉林、黑龙江、山西、新疆只有省会上榜，普通地级市未实现零的突破。排名百强市前十的除成都外都在东部，百强市中有95个城市分布于18个城市群中。如东部，粤闽浙沿海城市群占8席，山东半岛城市群占7席。最为典型的是以上海为中心的长三角核心区城市最为密集，占了24席，是世界第六大城市群。当然，东部地区还有众多的城市没有进入百强，究其原因，也在于其所处的城市化阶段相对滞后。各个城市所处的城市化阶段还同其外围发展水平相关。城市化水平决定的城市功能直接影响外围地区的发展水平，但外围地区的发展水平也会反作用于城市化进程。在城市化进程中仍然有城镇化要求。这主要是指大中城市的制造业向城镇转移，改变城市拥堵现象。由此提出城镇城市化要求。处于农村区域的城镇，是连接城市和乡村的中间地带。城乡一体化必须高度重视城镇作为连接城市与乡村的“中介点”。过去发展农村城镇是要解决农业劳动力的就地转移。现在推进城乡一体化就要使城镇成为农村现代化的基地。农村地域广阔，只有在农村范围内发展起一个个城镇，具有城市功能，辐射周围农村，才能就地带动农村的繁荣和发展。这可以说是中国特色农村现代化道路的重要特征。如果城镇城市化滞后，乡村振兴得不到城镇的支持，难以通过城镇获取发展的要素，享受城镇生活方式。乡村振兴的目标就难以实现。城镇城市化就是要使城镇具有城市功能，其基本要求：首先是推进城镇集中化，使城镇达到规模经济；其次是按城市功能建设城市设施。城镇具有城市功能，就能就近推进农村现代化，从一定意义上说，城镇城市化本身是农村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城镇的城市化建设不仅需要政府投入，也需要引导商业性投资的进入。特别要注意到，各类开发区、科技园大都建在原先的农村，可以说是地域的城市化。根据城市化要求，在农村地区建设的各类开发区要同时具备城市功能。园区规划一开始就要按照产、城、文化和生态进行统一规划，使其成为现代化城市的样板区。现在中国进入了创新驱动经济发展的新时代。由此开启新一轮城市化，也就是进入建设创新型城市的城市化阶段。如果说过去的以工业化、市场化为内容的城市化，与各个城市的基础条件密切相关，那么现在建设创新型城市对各类城市都有机会和必要，没有先发地区和后发地区之分。尤其是对后发地区来说，直接以建设创新型城市为目标推进城市化，可以实现现代化的跨越，即弯道超车。创新型城市是指创新资源高度集聚，创新成果丰硕、对周边科技创新具有较强辐射和引领作用的城市。根据国家创新体系理论，创新型城市涉及相互有效衔接的知识创新、技术创新和产业创新三大创新体系建设。雄厚的基础研究是成为科技创新中心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充分条件是基础研究成果向新技术的转化。目前的创新型城市有两种类型：一类是依托知识创新（基础研究）资源创新新技术为主要内容的城市。如北京中关村，长三角地区的上海、南京、杭州、合肥等地；另一类是依托技术创新成果创新新产业为主要内容的城市，如深圳虽然缺乏研究型大学之类的知识创新资源，但集聚了技术创新主体，通过有效的机制和制度吸引国内外丰富的创新资源，将技术创新成果实现产业化，华为、中兴、大疆等高科技企业总部均集聚在深圳，助力深圳成为创新型城市。对各类城市来说，创新资源可能是内生的，也可能是外源的。科教资源禀赋丰富的城市不一定是创新型城市，其科教资源优势不能转化为创新优势就不能成为创新型城市。反过来，禀赋的科教资源不丰富，仍然可以建设成为创新型城市。关键是其具备吸引创新资源和创新成果并进行转化的能力。由于科技创新中心和新技术研发中心以及科技成果产业化可以在空间上分开，因此现实中，创新型城市可以是高科技创新中心即基础研究中心及其成果的高科技化中心，也可以是新技术的研发和孵化中心，还可以是高新技术产业化的基地，各个城市采取何种创新型城市模式可以以拥有和获取创新资源的能力而异。根据城市化即要素在城市集聚的定义，创新型城市建设的城市“化”内容概括为集聚创新成果转化要素，集聚开放创新要素。现在数字经济成为科技与经济发展的新赛道，以发展数字经济为内容的创新型城市建设就成为城市化的新内容。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加快转变超大特大城市发展方式，实施城市更新行动，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打造宜居、韧性、智慧城市。这些可以说是城市现代化的方向。改革开放开始以后，我国发展的重点实际上是在农村。农村工业化、城镇化、小康社会建设、脱贫攻坚都在农村推进，在农村发展基础上推动城市发展。现在我国已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根据现代化的一般规律，城市是现代化的策源地和动力源。我国现代化的实践也提出了城市现代化并带动农村现代化的要求。这就是说新一轮城市化需要同城市现代化结合推进。
在新发展阶段，城市现代化包括哪些内容？习近平总书记对城市现代化作出了一系列重要指示，概括起来有三个方面：一是“通过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手段推进城市治理现代化，大城市也可以变得更‘聪明’”（习近平：“运用信息化让城市变得更‘聪明’”，新华社“新华视点”，2020年4月1日）；二是“使城市更健康、更安全、更宜居，成为人民群众高品质生活的空间”；三是“城市发展不能只考虑规模经济效益，必须把生态和安全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统筹城市布局的经济需要、生活需要、生态需要、安全需要”（习近平：“国家中长期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若干重大问题”，《求是》2020年第21期）。中国式现代化以人民为中心，在城市现代化中的具体体现就是为城市和周边农村居民提供高品质生活的空间，引领居民消费水平的提升，满足居民经济、生活、生态、安全等方面需要。这意味着城市现代化凸显城市的三大价值，即经济、文化、生态价值。这也意味着城市现代化的着力点已经不是人口流动和集聚，而是提升城市功能，实现城市的现代价值。
首先，提升城市的经济价值。经济现代化是基础，从现代化角度，城市的经济价值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创新价值，即城市要成为人才和创新高地，为现代化提供创新成果；二是市场价值，使城市成为更大范围的市场中心，从而成为全国统一大市场的重要支点。城市现代化同其产业现代化是同步的。推进城市现代化需要产城融合发展。产城融合的“产”涉及两个方面，一是先进制造业的技术研发和扩散，二是发展现代服务业。强化城市的市场功能不只是提高城市中服务业比重，更为重要的是提高服务业的质态和科技含量。城市要变工业型城市为创新型、贸易型、服务型和消费型城市。城市空间有限，集聚的是单位空间产出最高的产业。在科技含量低、高耗能高污染的制造业外移的同时，金融、贸易、信息、服务等现代服务业集聚就成为提升城市经济价值的方向。城市营商环境除了法治化营商环境，还有服务环境，城市服务环境越好，现代化程度越高。提升城市经济价值的现代化主要涉及两方面。一是城市成为公司总部集聚地，特别关注高科技企业的总部、全球价值链总部的集聚。这些总部可能是制造业的总部，但总部经济则是高端服务业。由于城市本身也有等级，各类公司总部会依自身的等级进入不同等级的城市，形成城市现代化水平的不同等级。二是建设完备的现代市场体系，尤其是建设现代供应链的协调体系。城市的市场化水平越高，市场秩序越是规范，万商就能云集，城市价值越高。其次，提升城市的生态价值。现代化所要满足的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包括对生态财富的需求。干净的水、清新的空气、健康的食品，以及依托青山绿水衍生的生态产品和服务都是生态财富。城市拥有的生态财富同时也能够提升城市的经济价值。城市需要根据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推进现代化。主要涉及：科学合理规划城市布局，合理确定城市开发强度、集聚形态，科学布局城市产业和人口，克服城市拥堵；强化环境保护和生态修复，加强绿色基础设施建设、加强城市固体废弃物循环利用和无害化处置；推行绿色生活及消费方式，打造“公园城市”，建设公共绿地，关注城市的生态安全。再次，提升城市的文化价值。现代化包括人的现代化，即提高人的文明程度。城市文化影响城市的文明程度。富有吸引力的城市文化是打造城市软实力、塑造城市魅力、增强城市吸引力的关键。提高基础教育、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质量可以满足现代化所需要的各种层次的人才。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这正是提升城市文化价值的重要路径。历史文化与现代文化交融，并且与现代科技结合能创造提升城市的文化价值。城市要在保留历史底蕴和人文特色的前提下全面改善人居环境。文化设施建设展示城市文化和精神的空间载体作用，举办各种文化活动增强文化影响力和旅游吸引力。相应的发展起来的文化产业同时提升城市的经济价值。党的二十大报告要求加快转变超大特大城市发展方式。根据城市的现代价值，以新的发展方式推动城市现代化要突出做好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全面提升城市价值。已有的城市现代化思路基本上是根据城市的经济价值来调整城市业态和空间布局的。也就是在城市容量有限的情况下，随着城市地价的提高，通过土地置换，大量工业、普通住宅等偿付租金能力差的用地从中心区退出，从而为金融、商务及公共服务性建筑尤其是企业总部进入提供空间，使城市由工厂林立转向公司林立。城市的现代价值表明，城市现代化需要根据产、城、文化、生态融合发展的思路推进城市更新。所要进行的城市业态和空间布局调整需要全面体现城市价值。城市现代化除了提升城市的经济价值外，还需要根据现代城市的文化和生态价值留出更大空间建设文化设施，生态补绿，建设“公园城市”。城市作出这种空间布局调整，城市价值和现代化水平会更高。西方国家现代化进程中许多城市中心区没有优化升级，沦为“脏、乱、差”的区域。产、城、文化、生态融合发展的中国式现代化就能避免发生这种状况。二是建设智慧城市。当今世界正在进入数字经济时代。这是基于数字技术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时代。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综合判断，发展数字经济意义重大，是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新机遇的战略选择。”（习近平：“不断做强做优做大我国数字经济”,《求是》2022年第2期）城市现代化就要依托数字技术的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城市治理和社会管理数字化，发展数字经济，通过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高科技手段建设智慧化城市。由此会带来城市发展的革命性变化。首先，过去的市场以人流为基础，现在则是依托现代数字技术建市场。现代市场成为利用数字技术万物互联互通所形成的平台。例如城市的商贸中心功能许多方面被网购和直播代替。城市的数字化水平越高，城市的经济价值越高。其次，城市现代化不能片面理解为做大城市，而是做强城市。过去的城市化之所以以城市规模的扩张为特征，原因是当时城市化处于工业化阶段，当时的制造业发展以规模为基础。而现在，在信息化数字化背景下，城市规模作用下降，科技内核作用增强。早在20世纪末美国学者曼纽尔·卡斯泰尔就描述了信息化下现代城市的中心化过程和扩散化过程：信息密集型产业正在向城市、大城市及其中心地带集中，公司办公地点则向郊区扩散。这与其员工大多数住在郊区相关。（曼纽尔·卡斯泰尔：《信息化城市》，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而现代城市化正在进入互联网、数字经济阶段，许多经济活动可以用数字技术、人工智能、移动互联网来进行，因此，以信息化数字化为基础的城市化不再追求城市规模的扩大，而是追求以互联网、数字技术为代表的新的基础设施所带来的以城市为中心连接其外围的万物互联互通。总的来说，党的二十大报告要求构建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格局，无论是对构建新发展格局还是区域协调发展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实现这个任务，需要守正创新，尤其是根据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新发展要求加快推进城市化和城市现代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