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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经济

扩大消费需求必须继续深化改革时间: 2014-04-22信息来源:高德胜 作者:admin 责编:

 
     中国国内市场巨大,且正处于工业化、城市化加速发展的时期,扩大内部消费需求,空间广阔,潜力无限。只要对症下药,政策得当,着力培育和扩大消费需求,就能够使我国经济获得可持续的增长动力。当前,迫切需要从改革收入分配制度、财政税收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入手,出台刺激消费需求的综合政策措施,从根本上扭转消费需求不足的结构性问题,走出一条更加协调、更加和谐、更加均衡和可持续的发展之路。

 
   去年以来,全球金融危机给我国经济带来前所未有的冲击。它使我国经济结构失衡、经济发展粗放的弊端显露无遗,也以一种爆发式的外部强制力量警示我们,我国经济长期以来过度依赖外需和投资拉动的增长模式已经走到极限。转变增长方式,调整经济结构,扩大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是中国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根本出路。

  消费动力不足是经济结构的最大症结

   二季度以来,我国经济出现了企稳回升的趋势,国家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惠民生的一揽子经济刺激政策效应开始显现。上半年经济增长7.1%,为实现全年“保八”目标奠定了基础。但从经济增长的构成看,增长的动力仍然是投资拉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33.5%,比上年同期加快7.2个百分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15.0%,比去年同期加快3.7个百分点。投资增速和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都大大高于消费增长,投资与消费失衡的状况仍然在扩大,未来产能过剩的矛盾可能进一步加剧。而且值得指出的是,社会消费品增长数据并不能真实反映居民消费增长,其中包含了政府消费和企业消费。根据社科院一项研究,上半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增量中,政府和企业消费贡献占到66%。如果说以扩大投资为主的经济刺激措施明显带有应急和收效迅速的特征,那么下一步宏观经济政策应更加注重长远和结构调整,把政策的着力点转到扩大消费需求,增进民众福利和转变增长方式上。

   扩大内需和消费需求,转变增长方式早已成为我国一项基本经济战略,但实际执行效果并不理想。我国消费增长长期低于GDP平均增速,且呈周期性下降趋势。1979—2007年消费年均实际增长9.4%,低于GDP平均增速(10.5%),也低于投资平均增速(11%),消费与投资失衡的状况非常明显。

   我国消费增长低于投资和GDP增长既有客观的历史原因,也有宏观政策方面的原因,主要是社会分配领域的失衡和社会保障制度的不足。从分配领域看,我国存在两大失衡:一是劳动力报酬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偏低且呈持续下降趋势,这导致居民有购买力的消费需求增长不快。1992年,我国居民、政府和企业的可支配收入占GDP比重分别为67.8%、19%和13.2%,到2007年分别变为49.7%、23.6%和26.7%,居民收入增长远落后于财政收入和企业利润增长速度;二是社会财富出现了过于集中的趋势,居民收入差距过大。由于富人的边际消费倾向显著低于穷人的边际消费倾向,导致社会财富应有的消费力难以有效释放。与财富的过度集中相伴随,农民收入增长落后于城市居民收入增长,城乡收入差距在扩大。

   消费需求不振的另外一个原因是社会保障不足。房价高涨、看病难、子女教育费用高昂,使居民不得不省吃俭用,压抑其他消费支出。我国长期的高储蓄率,正是缘于居民对未来收入和生活不确定的后顾之忧。从消费率的数据看,我国消费率开始出现下降的年份与这些制度改革实施的时间是吻合的。

   消费动力不足已经成为我国经济结构的最大症结。扩大消费需求,不仅关系到我国经济结构的优化,关系到增长方式的转变,从根本上说,更关系到经济发展的最终目的,关系到科学发展的本质。经济发展归根到底是为了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在生产过程的四个环节中,消费标志着整个生产过程的最后完成。没有消费的最终实现,生产就成为无意义的活动,再生产就无以为继。从拉动经济增长来看,投资拉动是引致性需求,投资拉动的效果最终也需要市场的检验。所以经济增长最终的根本动力是消费需求,主要依靠投资拉动的增长是不可持续的,必须坚定不移地把扩大消费需求作为转变增长方式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长期战略和根本出发点。

   继续深化各项改革,扩大国内消费需求

   我国有13亿人口,国内市场巨大,且正处于工业化、城市化加速发展的时期,扩大内部消费需求,空间广阔,潜力无限。只要对症下药,政策得当,着力培育和扩大消费需求,就能够使我国经济获得可持续的增长动力。当前,迫切需要从改革收入分配制度、财政税收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入手,出台刺激消费需求的综合政策措施,从根本上扭转消费需求不足的结构性问题,走出一条更加协调、更加和谐、更加均衡和可持续的发展之路。

   第一,深化收入分配改革?提高劳动者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刺激消费的关键是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过去10年居民可支配收入在GDP中的占比以每年1%的速度在减少。长期以来,廉价劳动力被视为我国经济对外竞争的优势,这既造就了我国出口的迅速增长,在一定历史时期发挥过积极作用,但也铸成了我国高度依赖外需的出口导向型增长模式,带来劳动者基本权益和发展权益得不到保障的一系列问题,损害了劳动者消费能力和未来发展能力,造成经济发展后劲不足和不可持续的问题。必须改革收入分配制度,不断提高劳动者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切实执行《劳动法》关于最低工资的规定,提高劳动者待遇和各项保障,并保证劳动者工资随个人技能、贡献和企业发展、物价水平而合理增长。

   第二,改进个人所得税制度设计,大幅减轻中低收入者税赋负担,调节居民收入水平,缓解收入差距过大和财富高度集中。从国际横向比较看,我国个人所得税税率是相当高的,累进税率达到了45%,而且起征点偏低。当前迫切需要提高个税“起征点”,切实发挥税收对财富分配的调节作用,并提高富裕人群的所得税率。最近十多年,我国财政收入迅速增长,财政收入由1992年的3483亿元,到2007年已超过了6万亿,政府已经拥有还富于民的经济实力。拉动内需、刺激消费最有效的方式,不是由政府替老百姓花钱,而是藏富于民,让百姓自己去消费。

   第三,改革教育高收费制度,扩大政府对教育的投入,减轻幼儿园教育和大学教育对居民家庭的经济压力。我国财政对教育的投入占GDP的比例2008年为2.97%,不仅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甚至低于欠发达国家平均水平,而且近年还出现下降趋势。政府教育投入不足,衍生出教育高收费和乱收费,百姓教育负担沉重。特别是高等教育收费,对于广大农村而言,一人上大学,导致整个家庭贫困化是非常普遍的现象。这种状况已导致“读书无用论”回潮和农村学生辍学比例大幅上升。教育关乎国家未来,政府理应把教育作为公共产品提供给国民。政府应下决心提高教育投入,降低教育收费水平,减免农村家庭和贫困家庭大学生学费,遏止教育乱收费。这不仅是当前惠民生和刺激消费增长的良策,更为我国长远发展奠定人力资本基础。

   第四,采取多种措施,提高财政对农村转移支付水平,提高农民收入水平和消费能力。广大农民的消费力不足是制约内需和消费扩大的最大问题。如果农民的消费水平不能提高,扩大国内消费需求就不能真正实现。国家财政应该实施反哺农村和农民的政策,加大对农村地区专项转移支付力度,增加财政对农村道路、水利、通讯、环境等基本建设的投入,改善农村教育、医疗设施,为农村经济发展创造良好条件;继续扩大家电下乡、汽车下乡、农机购置的补贴品种范围,并适当提高补贴限额。

   第五、建立和完善覆盖城乡的医疗卫生、养老等社会保障体系。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不仅有利于稳定消费预期和促进消费增长,而且对社会稳定具有重大意义。要加大政府对社会保障的投入,加快推进新医改,扩大医疗卫生的公共服务,为医院运行和居民就医提供补贴,加强农村和偏远地区基本医疗保障,解决百姓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让居民享受到较高水平的医疗服务。建立起全民共享的社会保障体系,增加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和城镇最低生活保障参保人数,特别是将农民尽快纳入社会保障体系,加快建立农村养老保险体系,建立针对农民工的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等,消除居民后顾之忧。

                                                 责任编辑: 万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