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经济
家庭农场发展问题研究综述时间： 2017-01-10信息来源：任重 薛兴利 作者：hjr_admin 责编：
[摘 要]家庭农场作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发展现代农业的方向。2008年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了鼓励发展家庭农场等规模经营主体，2013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了家庭农场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地位，并赋予了其新的内涵和标准。本文在查阅大量文献资料的基础上，对家庭农场内涵、类型、比较优势、发展条件、影响因素、规模测度、绩效评价及培育路径进行了综述，分析了需进一步研究的问题，并给出了最终评价。
[关键词]家庭农场；适度规模经营；培育路径；研究综述
[DOI编号]10.14180/j.cnki.1004—0544.2016.04.022
中图分类号]F30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544（2016）04—0118—05
基金项目：山东省“三农”问题软科学研究基地项目（2007RKA003）。
作者简介：任重（1989—），男，山东莱州人，山东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博士生；薛兴利（1962—），男，山东临朐人，山东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家庭农场作为发展现代农业的重要经济组织形式，虽然其发展实践早于政府文件，但发展速度一直较为缓慢。2008年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了鼓励发展家庭农场等规模经营主体，2013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了家庭农场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地位，并赋予了其新的内涵和标准。自此，国内掀起了家庭农场的理论与实践热潮，有关家庭农场的研究成果如雨后春笋般大量涌现。本文选取了当前有关家庭农场的研究热点问题进行了整理和归纳，从整体上总结和评述其相关理论研究成果，以期为家庭农场的进一步研究提供参考。
1 家庭农场的内涵及类型
1.1 内涵
在官方正式提出家庭农场概念之前， 不同学者从不同角度对家庭农场进行过定义：从生产要素角度，顾建洲（1995）认为家庭农场是通过合理承包和利用农业资源自行组合生产要素进行生产的生产组织形式。[1]胡书东（1996）认为家庭农场是社区将农地承包给种田大户从而实现规模经营的主要形式。[2]从经营方式角度，房慧玲（1999）指出家庭农场就是适应现有生产力水平与市场要求进行专业化生产， 进而形成适度规模经营的农业种养的农户企业。[3]朱博文（2005）认为家庭农场是我国农地经营体制创新而实现适度规模经营的一种新型经济组织形式。[4]从经营主体角度，黎东升等（2000）将家庭农场界定为以农户家庭为基本组织单位，面向市场，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从事适度规模的农林牧渔的生产、加工和销售,实行自主经营、自我积累、自我发展、自负盈亏和科学管理的企业化经济实体。[5]
2013年随着中央一号文件对家庭农场定义的出台，学术界对家庭农场进行了更加丰富的解读。高强等（2013）认为，家庭农场是以家庭经营为基础，融合科技、信息、农业机械、金融等现代生产因素和现代经营理念，实行专业化生产、社会化协作和规模化经营的新型微观经济组织。[6]黄仕伟等（2014）认为家庭农场是以家庭成员为主要劳动力，利用家庭承包的土地或从外部流转获取的土地，来开展规模化、集约化、商品化的农业生产经营活动，并以此为家庭收入和资本积累的主要来源，享有法人权利的独立的农业生产经营主体。[7]杨成林（2015）认为中国式家庭农场是既能发挥体制性小农经济的“制度溢出职能”，又能实现农业的适度规模经营及农业生产方式变革的生产组织方式。[8]
综上所述，虽然学者们从各自角度定义了家庭农场的概念内涵，但其基本特征是以家庭经营为基础，实行适度规模经营并以商品化生产为目的。
1.2 类型
早期家庭农场类型的划分标准较为单一，主要包括两种：一是按生产内容划分，宫成喜（1984）将其分为专业家庭农场、兼营家庭农场、综合家庭农场；[9]二是按劳动手段划分，于作富等（1987）将其分为独户自耕型、独户代耕型、独户雇工型、联户型四类。[10]随着家庭农场的不断发展，其划分标准日益丰富起来：按经营主体不同，刘洋（2014）将其划分为中等农户演变型、外来农民包地型、返乡农民创业型、村干部兼职型、其他主体转化型。[11]按产业类型不同，黄仕伟等（2014）分为家庭农场、家庭林场、家庭牧场、家庭渔场。[12]按经营规模不同，何劲等（2014）分为大型农场、中型农场和小型农场。[13]按形成路径不同，杨阳等（2015）分为自发型家庭农场和政府主导型家庭农场。[14]
2 家庭农场的比较优势、发展条件及影响因素
2.1 比较优势
已有研究表明，家庭农场相较其他农业生产组织形式具有多方面的显著优势：（1）家庭农场符合农业生产根本特征和我国基本国情，能有效提高资源利用率和农业生产效率。（2）家庭农场的生产经营方式保障了农民土地权益和生产主体地位，有利城镇化建设和粮食安全。（3）家庭农场加速了农产品市场化、农业产业一体化、农业生产专业化，是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必由之路。（4）家庭农场在破解农民老龄化、传承农业文化、落实惠农政策、提高科技贡献率等方面都具有明显优势。
2.2 发展条件
家庭农场的健康、可持续发展需要一定的基础和条件，现有研究一致认为，家庭农场的发展和壮大主要需要以下三个条件的支撑：（1）新型职业农民的形成。在城镇化的推动下，农村劳动力转移呈加快趋势，促进了农民的专业化、职业化，新型职业农民的形成提高了家庭农场绩效，增添了家庭农场发展活力。（2）健康的土地流转制度。土地的适度规模集中是家庭农场发展的基础，明晰的土地产权、合理的土地流转方式、完善的土地流转市场能保证土地的高效运用，满足家庭农场规模化发展需要。（3）健全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各种农业补贴政策、农业技术推广、农村金融体系建设、相关法律法规完善、市场营销等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的健全，可以有效地将各种外源生产要素注入家庭经营，推动家庭农场健康发展。
2.3 影响因素
现实中家庭农场的发展受多种因素制约，国内学者针对其影响因素做了大量研究：陈永福等（2014）通过实地调研认为土地制度、人员素质、农产用工、政策法规、生产集群是重要的影响因素。[15]周早弘等（2015）基于解释结构模型研究认为农产品产量和农产品信息是影响家庭农场长效性发展的根源因素。[16]平瑛等（2015）基于资源基础观理论分析认为影响家庭农场发展的因素由主到次分别为土地资本、品牌优势、资金资本、基础设施和科学技术。[17]张茜等（2015）基于SWOT模型认为家庭农场的内部劣势包括资本存量低下、经营模式粗放、抵御风险能力较差，外部威胁包括土地流转制度亟待完善、社会化服务体系尚未健全、村庄治安环境有待提升。[18]丁建军（2015）调查研究发现政府政策、土地制度、人员素质、融资体制和基础设施是影响家庭农场发展的重要因素。[19]任重等（2015）通过多元有序Logit回归模型分析认为经营管理能力、自有资金、外界支持力度和合作社服务能力对烟叶家庭农场具有最重要的影响。[20]
综上所述，虽然影响家庭农场发展的因素众多，但归纳起来主要集中在土地、农场主素质、社会化服务、政策法规和金融扶持五大方面。
3 家庭农场的规模测度及绩效评价
3.1 规模测度
目前学术界普遍认为家庭农场应实行适度规模经营，并对适度规模的量化问题做了诸多测算：刘维佳等（2009）基于DEA 模型证明辽宁省机械化农场面积在133.33hm2时效益最好。[21]许能锐（2010）基于海南橡胶农场近20年的面板数据，测算出其最佳规模是2363.64hm2。[22]罗艳等（2012）运用模型计算出安徽金安区的家庭农场的合理规模为8.40hm2。[23]黄新建等（2013）提出江西水稻家庭农场的土地适度规模为4.67—10hm2之间。[24]高阔等（2015）结合鄱阳湖水稻家庭农场调查数据， 认为农场规模在7.79hm2时全要素生产率达到极大值。[25]薛兴利等（2015）通过调研山东黄烟主产区，认为该区烟叶家庭农场的最佳种植规模为3.33hm2。[26]
综上所述，由于资源禀赋、经营项目、社会经济条件等方面的不同，家庭农场的最佳种植规模也不尽相同。当然，家庭农场的规模也并非一成不变，随着自然条件和技术水平的提升，其适度经营规模的标准也会随之改变。
3.2 绩效评价
现有文献中有关家庭农场绩效评价的成果相对较少，且主要集中在两方面：一是评级指标体系的构建。何劲等（2014）从农业劳动生产率、土地生产率、农产品商品率、农产品成本收益率、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家庭人均纯收入六方面构建了家庭农场经营绩效的评价指标体系。[27]刘慧芳（2014）选取了农业产值、主要农副产品产量、主要农副产品商品化率、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情况、农村居民家庭人均收入构成、农村居民家庭人均支出构成和农村人口结构七个指标。[28]二是评价方法的选取。刘慧芳（2014）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对上海松江家庭农场建设绩效进行了评估。[29]曹文杰（2014）通过DEA—Tobit方法从投入和产出两方面测算了山东家庭农场经营效率。[30]蔡键（2014）基于DEA模型剖析了家庭农场与小农家庭、雇工农场效率的对比。[31]可见目前针对家庭农场的绩效尚缺乏一个成熟、完整的评价指标体系，且评价方法较为单一，需要更加深入、细致地研究。
4 家庭农场的培育路径
在家庭农场的培育路径方面，学者们虽然在土地制度、农场主培育、社会化服务、政策法规和金融扶持等培育方向方面已达成共识， 但在培育的具体措施方面却存在不同看法。
4.1 土地制度
在土地制度方面，学者们普遍认为应通过明晰土地产权、完善土地相关法律法规、创新土地整治制度、健全土地流转交易市场、强化土地监管等方式来加快土地流转，实现规模经营。但在土地产权制度改革方式即是通过国有化还是私有化来实现规模经营方面还存在一定分歧。有学者主张土地“私有化”，即在土地产权明晰前提下，通过市场交易，走规模经营之路，促进农业增长。[32]但也有学者认为土地私有化在实践操作上是一个经济、社会和政治成本极高的路径选择，与我国的新农村建设思路背道而驰。[33]
4.2 农场主培育
在农场主培育方面，构建科学规范的新型职业农民培训机制、完善人力资本教育机制、完善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外部环境机制已得到了学者们的共识。但在培育主体方面，学者们有各自的见解。何文明（2015）认为农林类高职、本科院校及相关院校具备一定的师资、技术和设备条件，是培育新型职业农民的主体。[34]唐静萍等（2015）认为农民专业合作社是新型职业农民的培育主体。[35]蔡云凤等（2014）认为现阶段我国新型职业农民的培育主要依赖于农业部门主办的各类培训工程。[36]
4.3 社会化服务
在社会化服务方面，学者们对家庭农场的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认识基本一致：赵维清等（2012）认为应完善政府服务方式，健全中介服务组织功能，建立制度性金融服务体系，构建农民专业合作组织体系平台，提高家庭农场的社会化服务能力和水平。[37]刘向华（2013）提出要通过优化宏观环境、确定社会化服务体系支持重点、提供多元化社会化服务供给来加强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38]王建华等（2013）强调要建立健全融公益性与经营性于一体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39]
4.4 政策法规
在政策法规方面，学者们普遍认为政府因势利导的支持政策是家庭农场发展的坚强后盾，并应加强在农场认定、土地流转、涉农财政、人才培训等方面的政策供给。但在家庭农场的法律认定方面还存在争论。赵兴泉（2013）认为家庭农场经工商注册登记后是具有法人性质的市场经济组织。[40]周清明（2013）认为家庭农场事实上是一个家庭的独资企业或家庭成员的合资企业，可以注册为企业法人。[41]而贾超翔等（2014）认为家庭农场的法律地位介于专业大户与农民专业合作社之间，其法律形式应为非法人团体。[42]
4.5 金融扶持
在金融扶持方面，学者们的观点大同小异：兰勇等（2015）提出要完善构建家庭农场金融支持体系的基础性条件、加快金融机构创新、加快发展家庭农场所需的农业保险和期货农业。[43]吴婷婷等（2014）认为应构建多元主体并存的金融服务体系、不断探索金融抵押担保方式、不断推动金融产品创新、不断完善农业保险。[44]陈卫东（2013）从夯实法规基础、丰富信贷产品、创新信贷管理机制、完善保障补偿机制等方面提出了金融扶持家庭农场的政策建议。[45]
5 评述
从已有文献可见，当前有关家庭农场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内涵、类型、比较优势、发展条件、影响因素、培育路径等方面，既有深入实践的调研分析，又有发展规律的理论揭示，总体上呈乐观态度，这些成果也成为实践中家庭农场发展的理论指导，对家庭农场的健康、可持续发展有重要意义。
当前研究成果还存在一定的不足和空白，其主要表现在：（1）定性研究较多，定量研究较少。当前的研究以经验性总结和对策性研究为主，定量研究偏少，尤其是针对家庭农场绩效评价以及不同类型农场效率测度比较分析的研究更少。（2）研究视角单一。目前对于家庭农场的研究主要局限于经济学范畴，缺乏系统的学科视角，家庭农场的发展与国家经济、政治、社会的发展息息相关，因而未来应从多学科、多领域角度加强对家庭农场的研究。（3）家庭农场的差异性关注较少。我国地域辽阔，各地区经济基础、资源禀赋、自然条件的差别较大，因而不同区域、不同类型的家庭农场的培育路径也应多元化，但目前的研究以概括性文章为主，缺乏差异性研究。（4）案例研究较少。目前对于家庭农场的研究理论及培育模式过多的借助于国外成果，少有基于国内家庭农场案例的研究，更缺乏国内外家庭农场实践案例的对比。此外，家庭农场虽然有其独特的优势，但从粮食安全角度，大规模推行家庭农场可能会适得其反。因此未来也应加强家庭农场劣势方面的研究，以全面深化对家庭农场的认识。
综上所述，目前国内对于家庭农场的研究重定性分析，轻定量分析，以概括性总结和对策性研究为主，忽视差异性及案例研究，这反映出我国家庭农场还处于起步阶段，未来我国政府工作者和学者还应不断探索总结和深化研究，既不能照搬国外研究经验，又需防止“政绩化”倾向，找到具有中国特色式的家庭农场发展道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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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家庭农场；适度规模经营；培育路径；研究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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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30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544（2016）04—0118—05
基金项目：山东省“三农”问题软科学研究基地项目（2007RKA003）。
作者简介：任重（1989—），男，山东莱州人，山东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博士生；薛兴利（1962—），男，山东临朐人，山东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家庭农场作为发展现代农业的重要经济组织形式，虽然其发展实践早于政府文件，但发展速度一直较为缓慢。2008年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了鼓励发展家庭农场等规模经营主体，2013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了家庭农场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地位，并赋予了其新的内涵和标准。自此，国内掀起了家庭农场的理论与实践热潮，有关家庭农场的研究成果如雨后春笋般大量涌现。本文选取了当前有关家庭农场的研究热点问题进行了整理和归纳，从整体上总结和评述其相关理论研究成果，以期为家庭农场的进一步研究提供参考。
1 家庭农场的内涵及类型
1.1 内涵
在官方正式提出家庭农场概念之前， 不同学者从不同角度对家庭农场进行过定义：从生产要素角度，顾建洲（1995）认为家庭农场是通过合理承包和利用农业资源自行组合生产要素进行生产的生产组织形式。[1]胡书东（1996）认为家庭农场是社区将农地承包给种田大户从而实现规模经营的主要形式。[2]从经营方式角度，房慧玲（1999）指出家庭农场就是适应现有生产力水平与市场要求进行专业化生产， 进而形成适度规模经营的农业种养的农户企业。[3]朱博文（2005）认为家庭农场是我国农地经营体制创新而实现适度规模经营的一种新型经济组织形式。[4]从经营主体角度，黎东升等（2000）将家庭农场界定为以农户家庭为基本组织单位，面向市场，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从事适度规模的农林牧渔的生产、加工和销售,实行自主经营、自我积累、自我发展、自负盈亏和科学管理的企业化经济实体。[5]
2013年随着中央一号文件对家庭农场定义的出台，学术界对家庭农场进行了更加丰富的解读。高强等（2013）认为，家庭农场是以家庭经营为基础，融合科技、信息、农业机械、金融等现代生产因素和现代经营理念，实行专业化生产、社会化协作和规模化经营的新型微观经济组织。[6]黄仕伟等（2014）认为家庭农场是以家庭成员为主要劳动力，利用家庭承包的土地或从外部流转获取的土地，来开展规模化、集约化、商品化的农业生产经营活动，并以此为家庭收入和资本积累的主要来源，享有法人权利的独立的农业生产经营主体。[7]杨成林（2015）认为中国式家庭农场是既能发挥体制性小农经济的“制度溢出职能”，又能实现农业的适度规模经营及农业生产方式变革的生产组织方式。[8]
综上所述，虽然学者们从各自角度定义了家庭农场的概念内涵，但其基本特征是以家庭经营为基础，实行适度规模经营并以商品化生产为目的。
1.2 类型
早期家庭农场类型的划分标准较为单一，主要包括两种：一是按生产内容划分，宫成喜（1984）将其分为专业家庭农场、兼营家庭农场、综合家庭农场；[9]二是按劳动手段划分，于作富等（1987）将其分为独户自耕型、独户代耕型、独户雇工型、联户型四类。[10]随着家庭农场的不断发展，其划分标准日益丰富起来：按经营主体不同，刘洋（2014）将其划分为中等农户演变型、外来农民包地型、返乡农民创业型、村干部兼职型、其他主体转化型。[11]按产业类型不同，黄仕伟等（2014）分为家庭农场、家庭林场、家庭牧场、家庭渔场。[12]按经营规模不同，何劲等（2014）分为大型农场、中型农场和小型农场。[13]按形成路径不同，杨阳等（2015）分为自发型家庭农场和政府主导型家庭农场。[14]
2 家庭农场的比较优势、发展条件及影响因素
2.1 比较优势
已有研究表明，家庭农场相较其他农业生产组织形式具有多方面的显著优势：（1）家庭农场符合农业生产根本特征和我国基本国情，能有效提高资源利用率和农业生产效率。（2）家庭农场的生产经营方式保障了农民土地权益和生产主体地位，有利城镇化建设和粮食安全。（3）家庭农场加速了农产品市场化、农业产业一体化、农业生产专业化，是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必由之路。（4）家庭农场在破解农民老龄化、传承农业文化、落实惠农政策、提高科技贡献率等方面都具有明显优势。
2.2 发展条件
家庭农场的健康、可持续发展需要一定的基础和条件，现有研究一致认为，家庭农场的发展和壮大主要需要以下三个条件的支撑：（1）新型职业农民的形成。在城镇化的推动下，农村劳动力转移呈加快趋势，促进了农民的专业化、职业化，新型职业农民的形成提高了家庭农场绩效，增添了家庭农场发展活力。（2）健康的土地流转制度。土地的适度规模集中是家庭农场发展的基础，明晰的土地产权、合理的土地流转方式、完善的土地流转市场能保证土地的高效运用，满足家庭农场规模化发展需要。（3）健全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各种农业补贴政策、农业技术推广、农村金融体系建设、相关法律法规完善、市场营销等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的健全，可以有效地将各种外源生产要素注入家庭经营，推动家庭农场健康发展。
2.3 影响因素
现实中家庭农场的发展受多种因素制约，国内学者针对其影响因素做了大量研究：陈永福等（2014）通过实地调研认为土地制度、人员素质、农产用工、政策法规、生产集群是重要的影响因素。[15]周早弘等（2015）基于解释结构模型研究认为农产品产量和农产品信息是影响家庭农场长效性发展的根源因素。[16]平瑛等（2015）基于资源基础观理论分析认为影响家庭农场发展的因素由主到次分别为土地资本、品牌优势、资金资本、基础设施和科学技术。[17]张茜等（2015）基于SWOT模型认为家庭农场的内部劣势包括资本存量低下、经营模式粗放、抵御风险能力较差，外部威胁包括土地流转制度亟待完善、社会化服务体系尚未健全、村庄治安环境有待提升。[18]丁建军（2015）调查研究发现政府政策、土地制度、人员素质、融资体制和基础设施是影响家庭农场发展的重要因素。[19]任重等（2015）通过多元有序Logit回归模型分析认为经营管理能力、自有资金、外界支持力度和合作社服务能力对烟叶家庭农场具有最重要的影响。[20]
综上所述，虽然影响家庭农场发展的因素众多，但归纳起来主要集中在土地、农场主素质、社会化服务、政策法规和金融扶持五大方面。
3 家庭农场的规模测度及绩效评价
3.1 规模测度
目前学术界普遍认为家庭农场应实行适度规模经营，并对适度规模的量化问题做了诸多测算：刘维佳等（2009）基于DEA 模型证明辽宁省机械化农场面积在133.33hm2时效益最好。[21]许能锐（2010）基于海南橡胶农场近20年的面板数据，测算出其最佳规模是2363.64hm2。[22]罗艳等（2012）运用模型计算出安徽金安区的家庭农场的合理规模为8.40hm2。[23]黄新建等（2013）提出江西水稻家庭农场的土地适度规模为4.67—10hm2之间。[24]高阔等（2015）结合鄱阳湖水稻家庭农场调查数据， 认为农场规模在7.79hm2时全要素生产率达到极大值。[25]薛兴利等（2015）通过调研山东黄烟主产区，认为该区烟叶家庭农场的最佳种植规模为3.33hm2。[26]
综上所述，由于资源禀赋、经营项目、社会经济条件等方面的不同，家庭农场的最佳种植规模也不尽相同。当然，家庭农场的规模也并非一成不变，随着自然条件和技术水平的提升，其适度经营规模的标准也会随之改变。
3.2 绩效评价
现有文献中有关家庭农场绩效评价的成果相对较少，且主要集中在两方面：一是评级指标体系的构建。何劲等（2014）从农业劳动生产率、土地生产率、农产品商品率、农产品成本收益率、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家庭人均纯收入六方面构建了家庭农场经营绩效的评价指标体系。[27]刘慧芳（2014）选取了农业产值、主要农副产品产量、主要农副产品商品化率、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情况、农村居民家庭人均收入构成、农村居民家庭人均支出构成和农村人口结构七个指标。[28]二是评价方法的选取。刘慧芳（2014）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对上海松江家庭农场建设绩效进行了评估。[29]曹文杰（2014）通过DEA—Tobit方法从投入和产出两方面测算了山东家庭农场经营效率。[30]蔡键（2014）基于DEA模型剖析了家庭农场与小农家庭、雇工农场效率的对比。[31]可见目前针对家庭农场的绩效尚缺乏一个成熟、完整的评价指标体系，且评价方法较为单一，需要更加深入、细致地研究。
4 家庭农场的培育路径
在家庭农场的培育路径方面，学者们虽然在土地制度、农场主培育、社会化服务、政策法规和金融扶持等培育方向方面已达成共识， 但在培育的具体措施方面却存在不同看法。
4.1 土地制度
在土地制度方面，学者们普遍认为应通过明晰土地产权、完善土地相关法律法规、创新土地整治制度、健全土地流转交易市场、强化土地监管等方式来加快土地流转，实现规模经营。但在土地产权制度改革方式即是通过国有化还是私有化来实现规模经营方面还存在一定分歧。有学者主张土地“私有化”，即在土地产权明晰前提下，通过市场交易，走规模经营之路，促进农业增长。[32]但也有学者认为土地私有化在实践操作上是一个经济、社会和政治成本极高的路径选择，与我国的新农村建设思路背道而驰。[33]
4.2 农场主培育
在农场主培育方面，构建科学规范的新型职业农民培训机制、完善人力资本教育机制、完善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外部环境机制已得到了学者们的共识。但在培育主体方面，学者们有各自的见解。何文明（2015）认为农林类高职、本科院校及相关院校具备一定的师资、技术和设备条件，是培育新型职业农民的主体。[34]唐静萍等（2015）认为农民专业合作社是新型职业农民的培育主体。[35]蔡云凤等（2014）认为现阶段我国新型职业农民的培育主要依赖于农业部门主办的各类培训工程。[36]
4.3 社会化服务
在社会化服务方面，学者们对家庭农场的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认识基本一致：赵维清等（2012）认为应完善政府服务方式，健全中介服务组织功能，建立制度性金融服务体系，构建农民专业合作组织体系平台，提高家庭农场的社会化服务能力和水平。[37]刘向华（2013）提出要通过优化宏观环境、确定社会化服务体系支持重点、提供多元化社会化服务供给来加强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38]王建华等（2013）强调要建立健全融公益性与经营性于一体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39]
4.4 政策法规
在政策法规方面，学者们普遍认为政府因势利导的支持政策是家庭农场发展的坚强后盾，并应加强在农场认定、土地流转、涉农财政、人才培训等方面的政策供给。但在家庭农场的法律认定方面还存在争论。赵兴泉（2013）认为家庭农场经工商注册登记后是具有法人性质的市场经济组织。[40]周清明（2013）认为家庭农场事实上是一个家庭的独资企业或家庭成员的合资企业，可以注册为企业法人。[41]而贾超翔等（2014）认为家庭农场的法律地位介于专业大户与农民专业合作社之间，其法律形式应为非法人团体。[42]
4.5 金融扶持
在金融扶持方面，学者们的观点大同小异：兰勇等（2015）提出要完善构建家庭农场金融支持体系的基础性条件、加快金融机构创新、加快发展家庭农场所需的农业保险和期货农业。[43]吴婷婷等（2014）认为应构建多元主体并存的金融服务体系、不断探索金融抵押担保方式、不断推动金融产品创新、不断完善农业保险。[44]陈卫东（2013）从夯实法规基础、丰富信贷产品、创新信贷管理机制、完善保障补偿机制等方面提出了金融扶持家庭农场的政策建议。[45]
5 评述
从已有文献可见，当前有关家庭农场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内涵、类型、比较优势、发展条件、影响因素、培育路径等方面，既有深入实践的调研分析，又有发展规律的理论揭示，总体上呈乐观态度，这些成果也成为实践中家庭农场发展的理论指导，对家庭农场的健康、可持续发展有重要意义。
当前研究成果还存在一定的不足和空白，其主要表现在：（1）定性研究较多，定量研究较少。当前的研究以经验性总结和对策性研究为主，定量研究偏少，尤其是针对家庭农场绩效评价以及不同类型农场效率测度比较分析的研究更少。（2）研究视角单一。目前对于家庭农场的研究主要局限于经济学范畴，缺乏系统的学科视角，家庭农场的发展与国家经济、政治、社会的发展息息相关，因而未来应从多学科、多领域角度加强对家庭农场的研究。（3）家庭农场的差异性关注较少。我国地域辽阔，各地区经济基础、资源禀赋、自然条件的差别较大，因而不同区域、不同类型的家庭农场的培育路径也应多元化，但目前的研究以概括性文章为主，缺乏差异性研究。（4）案例研究较少。目前对于家庭农场的研究理论及培育模式过多的借助于国外成果，少有基于国内家庭农场案例的研究，更缺乏国内外家庭农场实践案例的对比。此外，家庭农场虽然有其独特的优势，但从粮食安全角度，大规模推行家庭农场可能会适得其反。因此未来也应加强家庭农场劣势方面的研究，以全面深化对家庭农场的认识。
综上所述，目前国内对于家庭农场的研究重定性分析，轻定量分析，以概括性总结和对策性研究为主，忽视差异性及案例研究，这反映出我国家庭农场还处于起步阶段，未来我国政府工作者和学者还应不断探索总结和深化研究，既不能照搬国外研究经验，又需防止“政绩化”倾向，找到具有中国特色式的家庭农场发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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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许巍